提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家都知晓“南陈北李”一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南方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最早分头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组织工作。可许多人却不甚知道还有一个“南杨北李”之说，即南方的杨匏安、北方的李大钊，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
杨匏安到日本半工半读接触到社会主义著述，归国后在华南最先系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之职，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他早年就读于广州高等学堂附中（即广雅中学），师从广东的一些有名的国学大师，期间接触到一些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毕业后返乡到小学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而坐了牢。出狱后，杨匏安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此间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著述，从此开始追求社会革命理想。
1916年，杨匏安回国，完婚后在澳门任过家庭教师。后又到广州一面在中学任教，一面兼职《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同时紧跟社会上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和译作。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杨匏安积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1918年左右，许多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周恩来、陈延年、谭平山、张太雷、苏兆征等都常到杨匏安广州的家里做客，许多党的重要行动在此讨论、酝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安深受鼓舞，期间不仅身体力行参与其中，而且在对各种学说认真分析鉴别和对社会现实冷静思考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十几年间又以自己的可贵实践为之奋斗直至献身。他称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杨匏安潜心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写成了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的41篇专文，相继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系统介绍了西方各派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论、唯物论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亦称科学社会主义），连载19天，差不多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文中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表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杨匏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文章所不同的是，李大钊的主要以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述为蓝本，杨匏安的则主要采自日共第一任委员长利彦的观点。这样，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钊于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杨匏安在南方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宣扬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著文批判了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1919年8月，杨匏安撰写文章简介“实用主义”。指出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实为一种之手段而已”，是“一种调和说，又曰改良说”，是错误认识。他给实用主义有力的批判，声援了当时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10月，杨匏安又撰写了《社会主义》这篇短文，概述了欧洲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马克思等各种流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实为“社会主义圣典”。他还指出：“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他在这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11月至12月，杨匏安发表《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在文中揭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各种手段，进而阐明：资本家剥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杨匏安在上述几十篇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学说。他欢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歌颂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作用，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潮流已臻于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