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国的外交官们撰写了7篇分析报告，他们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件及会后中共的发展趋势做了研判，得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的认识和看法。
1945年5月，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庄莱德（1日）、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日）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兰坦（9日）依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监听记录，先后撰写了对《论联合政府》的分析报告，他们都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中共高层有直接接触的谢伟思，不仅看到了文件价值，更道出了原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政治主张的明确的官方声明……因此（有）极高的权威性，这是共产党公开向外界承诺自己不会改变这种立场”（Memorandum by Mr. John S. Service，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以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具体说，他们三人分析、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为了“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毛泽东提出中共要“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第6版）。对于拟议中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前途，庄莱德表示：虽然如此还暂时不能建立一个期待的联合政府，但如延安会议确能召开，将在共产党统治区成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对其性质，谢伟思分析，“人民代表会议”已具有政府的性质，他回溯，在3月底时，毛泽东还仅仅表示“人民代表会议”只具有对话性质，而并非真正的政府。谢伟思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在七大上曾明确提出“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第二，中共抵制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强烈反对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拟于194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谢伟思分析道：这个演讲延续了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一直的政治路线：要求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现在这个演讲进一步提出，中共反对在抗战结束前召集国民大会，这是因为，在中共看来，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个会议，借其以宣布诸如共产党等反对派为“叛军”。同样，庄莱德也认可毛泽东将国民大会视为“非法”的观点，他略显含蓄地表示：毛泽东所说“国民大会”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工具——“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第三，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实现战后和平建国的目标，中共努力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会上没有过分刺激国民党，特别是没有对蒋介石点名批评。在会上，毛泽东讲过多次，中共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洗脸”，而非“割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8页）。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谢伟思所觉察，他指出：毛泽东七大讲话的语气比最近一系列声明中更为克制，没有直接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攻击。究其原因，他做了如下分析：毛泽东通过降低对国民党内“执政派”和“反动派”的批评调子，而争取国统区内的民主人士；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注意不要关上国共和谈大门，以免于因不愿谈判而遭人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