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因喉结核病逝于日本福冈县九州帝国大学医院。死前口授遗嘱，共计四条，由随侍在侧的蒋方震（百里）等记录并发回故国：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第四条属于谦辞，不得当真，倘若遵行，反而辜负了蔡锷的巍巍功业。对此，蒋方震向北京政府发送蔡锷遗电之后，不忘为其声辩：“……一年以来，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向使蔡公早自知为肺疾，而身不与军旅，自可厚摄其生，以终其天年。乃以亢健之身心，值国家之多难，处僻远则觅医无从，在军旅则调摄无方，无非为今日致死之因。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檄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年底，国会议决，为蔡锷举行国葬。这是民国史上的首例。
第三条大抵得到了落实。不过这里要说两句题外话。罗督军即罗佩金，戴省长即戴戡。1916年8月，蔡锷离开四川，到日本治病，其四川督军职务由罗佩金代理，四川省长职务由戴戡代理。其实他本不愿罗佩金接任，而属意长期追随他的老同学殷承瓛，然而因罗佩金手握兵符，只好从权。在他看来，罗佩金性情褊急，私心自用，“我预料将来的客军（即参加护国运动在四川作战的滇军）必然要被川人驱逐出境，西南局面，重归纷乱”。结果正如其所言，足见眼力之佳。翌年，罗佩金、戴戡先后与川军将领刘存厚（也是蔡锷的老部下）开战，纷纷告负，戴戡战死，罗佩金下野，1922年惨死于土匪之手。
遗憾的是，最具分量、最关大局、最能体现蔡锷谋国之忠诚和苦心的第一、二条遗嘱，皆被置之不理，或弃若敝屣。话说回来，这两点理念，蔡锷此前屡有表达，遗嘱只是落幕的尾音。以第二条为例。决意反袁之时，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后者以示担当，前者以示磊落：他们反抗袁世凯，不是为争权夺利，而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1916年5月26日——此时袁世凯已经取消帝制，护国运动行将大功告成——蔡锷给如夫人潘蕙英写信：“……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7月19日，他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此后他屡屡请辞四川督军、省长之职，除了病体难支，则为践前时之诺：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国人与后世表率。
蔡锷死后，张元济、丁怀瑾等人的挽联，皆可视为对其遗嘱的呼应。张联云：“为争人格，不得已而用兵，败勿亡命，济亦引退，砥柱中流，先生庶无愧矣；既负民望，宜知所以爱国，首轻权利，更重道德，良药苦口，后死者其听诸。”丁联云：“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举国朝野，奚慰英灵？丁怀瑾在问，梁启超也在问。1922年12月25日——七年前的这一天，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起兵反袁，护国运动就此爆发——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回顾护国之役，声称那是一段伤心史，他的朋友和学生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并未换来一个真善美的中华民国，反观现实，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袁世凯固然死了，其游魂“依然在国内纵横猖狂”。无比伤感的梁启超，最后呼吁青年，努力“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这大抵是护国运动所残存的纪念价值。
我相信梁启超说到这里，正如我写到这里，也许会有一种心如死灰之感。蔡锷去世，迄今恰好百年。百年过后，我读他的遗嘱，思量他的遗产，结合今人对他的印象和纪念，却也只能归结为“人格”二字。
这么说，并非要否认人格的力量。人死之后，肉身灰飞烟灭，倘能留下人格，历百年而不朽，这样的人物，绝对值得敬重。而且我也认同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名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然而需要辨析的是，所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国民赖公有人格”云云，只适合作为豪言壮语。深究起来，一个人的人格，终归要自己争取，不可由他者代劳，被恩赐的人格，不是人格，而是奴格。蔡锷护国，成就的乃是他及其追随者的人格，于四万万人之大多数，并无本质改观，除非这些人因蔡锷的义举而有所觉悟，昂起了低垂的头颅，挺起了弯曲的膝盖，可叹觉悟者实在寥寥无几。
其次，蔡锷所铸造的人格，只是使人成为人，而非要求人成为英雄与圣贤。这本是人之为人的本分和底线。中国人为奴太久了，竟忘了人的写法，以至需要勇者拔剑南天，血溅长虹，才能从昏睡与噩梦之中遽然惊醒。
最后要说到蔡锷的遗产，我以为首在军事，无论练兵还是带兵，蔡锷都堪称奇才，百年以降，二三子而已；次在政治，蔡锷文武双全，这里的“文”，不是指文章（当然蔡锷的诗文并不差），而是指政事，以别于军事之“武”，试看1911~1913年间他对云南的治理，这位三十岁的云南都督，甚至征服了英国驻昆明总领事额必廉这种挑剔的外国人，后者推许他为“一位卓越的人物”，“我毫不怀疑，只要他继续掌权，云南府将是平静的”；第三才是人格。基于此，蔡锷的雄才大略，如果简化为人格，或者只剩下人格，我们实在愧对亡灵。
有人读到此处，也许按捺不住：你说了半天遗产，侧重于精神，蔡锷这么大的官，有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呢？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且抄一节史料。蔡锷举兵反袁，袁世凯下令湖南地方官查抄其家产，宝庆县回禀：“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亲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
作者为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