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与温格斯特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解读为国家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很多革命都带有偶然性。英国光荣革命起源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革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以英国国会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过引进外来的荷兰皇帝，也引进了荷兰的经济制度。光荣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执行了《人权法案》，规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国会，国王要增加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通过。为什么国会这么关心财政？因为国会代表了有产者和商人的利益，他们自己是交税者，就必须知道这些税是派什么用途的，随着国王权力的虚化，英国的政治架构朝着现代君主立宪制演变。
国会制约王权和掌控税收，反而导致税收大幅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谓国家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建立了现代的纳税制度和文官队伍。文官队伍的中立化与专业化保证了税收直接进入国库，而不是被中饱私囊。更重要的是界定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这是光荣革命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坚实的财政与国会的信誉，提高了英国国债的信誉。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末由政府特许商人认股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也开始经营政府的公债市场，同时也带动了伦敦的金融市场，使伦敦发展成比荷兰阿姆斯特丹规模更大的金融中心。随着介入欧战与殖民开发，英国政府开支与借款也大幅上升，而公债的利率却在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誉度高，风险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了17世纪的财政与金融革命。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
诺斯与温格斯特对光荣革命的诠释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聚焦关键时刻的方法会忽略历史的连续性，尤其忽视了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有一个漫长的从他国借鉴消化的过程。我们回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这一问题上。命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经济史并没有定论；其次，英国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定论。
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和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体系，而中国的皇权是无边的。这似乎都意味着中国会有很强的国家能力。但从税收来讲，中国中央税率按人均来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时税收构成越来越依赖比较固定的土地税，而英国、荷兰更多转向商业税，商业税又以城市为主，这对于欧洲的城市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中国正规的文官体系并没有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依赖于吏治等体制外的制度操作，腐败等问题在体制内并没有解决，最终形成了一个我所说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
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债。西方的公债跟战争有很大关系。但中国也不缺少战争，为什么中国的战争不会产生公债？这个问题最早是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有一种简单的说法：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产权是绝对的，正像在晚清的时候，大臣跟皇帝提议要建立大清银行，发行公债，皇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怎么还要去借呢？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欧洲也有根深蒂固的绝对王权与产权的传统。区别在于，给欧洲王权贷款的银行家往往在这些国家的疆域之外。所以，要想继续向银行家贷款，这些欧洲皇帝就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的原则，这当然和欧洲政治分裂的架构有关。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始于秦朝，宋朝后得到巩固，也许是大一统和绝对皇权这两个条件并存制约了国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