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力量就是刀枪，经历“文革”的人对此“心有余悸”，恨不得几代都缓不过来。“文革”留给我的主要视觉记忆，就是北大的文字海洋，在大字报中除了伟大领袖，出现谁的名字，谁差不多就死定了。
我个人与文字的特殊关系，曾在旧文中谈到过：我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她工作忙，经常是他们开会，就把我关在书库里。我很早就熟悉各种书的样子，但它们对我又是陌生的，因为那时我还读不懂。而到了能读的时候，又没什么书可读，只有一本“小红书”。“文革”结束后，回到城里，逮着书就读，跟着别人啃西方理论译著，弄得思想反而不清楚了，觉得丢失了什么。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一下子吃得太多，反倒不舒服了。
这些，也是为什么我的艺术总是与文字纠缠不清的原因。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最基本的元素，触碰文字即触碰文化之根本，对文字的改造是对人思维最本质的那一部分的改造，历代统治者都深谙此道。建立政权，做百代圣人，先要做事就是改造和统一文字。这种改造是触及灵魂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我懂得触碰文字的作用，我的触碰充满了敬畏，也夹杂着调侃；在戏弄的同时，又把它们供在圣坛上。它们有时给你一张熟悉的脸，你却叫不出它的名字，它们经过伪装，行文间藏着埋伏。有些很像“文字”却不能读（《天书》），有些明明不是文字却谁都能读（《地书》）。这些异样的“文字”有着共同之处：它们挑战知识等级，试图抹平地域文化差异。通常文字通过传意、表达、沟通起作用，我的“文字”却是通过不沟通、误导、混淆起作用。我总说，我的“文字”不是好用的字库，更像电脑病毒，却在人脑中起作用—在可读与不可读的转换中，在概念的倒错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知识概念被打乱，制造着连接与表达的障碍，思维的惰性受到挑战。在寻找新的依据和渠道的过程中，思想被打开更多的空间，警觉文字，找回认知原点。这是我的那些“文字”的作用。
看起来我使用的都是属于文字，却又不是文字实质的那一部分。在我看来，文字有点像一种用品，使用和消费是核, 但外包装有时却更有文化内容。有人看了《天书》后，激动地说：“我感到了文字的尊严！”这人会看东西。“真文字”是被世俗滥用的。“伪文字”抽空了自身的部分，就剩“服装”了，你怎么用？文字离开了工具的部分，它的另一面就显示出来了。其实书法的了不起也在于此：它寄生于文字却超越文字，它不是读的，是看的，它把文字打扮成比文字本身还重要。上面说的是我“伪文字”的“写作”，下面再说我“真文字”的写作：
这部分写作出于几点原因：一是工具层面的。从很早我就知道自己记性不好，习惯把平时的想法记下来。刚去美国时创作想法多，但没钱，有位沈太太说：“现在做不了，就先记下来。”记来记去，真记了不少。但这些东西很少回头去翻看。偶尔想起来，大约某时记过有意思的东西，回去查找，即使有幸翻到了，读来，
又不是记忆里的那种感觉，一点意思也没有。这些记录纯属一堆“真实的文字”而已。
二是，很早就听过“一本书不穷”这句话，从此仰慕能写书的人。特别是后来，我拖着沉重的材料去各地做装置（简直就是国际“装修”队的工作），跑不动时，就更羡慕“坐家”了。一支好用的笔、一杯咖啡，多惬意。只使用大脑，最低的体力消耗，纯粹的“文人”。没有材料费的限制，没有展厅不合适的困扰。就看你的思维能走到哪，走不远，谁也怪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