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去找她，你写的是不是真实的，做了严格的调查。这点我自己也很惶恐，哪一种真实是文学的真实，哪一种真实是现实的真实，现实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距离和样态，才能保证你能经受审查？我们怎么敢说，文学的真实就是一个全面的现实呢？这是有很大差异的。过了这么多年，我写梁庄文章也有五六年了，我才慢慢地有一种释放，我觉得我不必要纠缠这个问题。我保持我做一个学者的权利，我有我自己看待这个现实的角度，我有这个权利。
所以谈论文学里乡村的真实问题，其实不应该过于纠缠现实的认识是否真实，而是要对我们的悲情有所警醒。尤其是今天我们打着真实的名义写乡村的时候，你确实要承担你的某种责任和重任。
老母鸡的威胁不解除玉米粒的焦虑难安顿
（李松睿：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
春节期间除了黄灯老师的文章，还读到了好多假新闻，比如上海姑娘到江西男友家过年，吃了一顿简陋的年夜饭就赶紧回家了；再比如城里的儿媳妇在农村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年夜饭，吃饭时婆家不让上桌，一生气把饭桌掀了，等等。这一系列假新闻甚至比黄灯老师的文章影响力更大。
我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不过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了，那就是这类关于农村问题的文字在城镇居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的生活情调、审美趣味都特别“小资”，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关心农村问题的人。但他们也同样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农村儿媳这篇文章，而且表示自己特别能够理解那种辛酸与无奈。这就让我思考，为什么城市中“小资”群体会对《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样的文章感兴趣，是什么东西让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感觉。我基本的判断是：今天生活在都市的“小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安，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岌岌可危。这样一种焦虑使他们不断寻找那些关于农村衰败的书写，并以此印证他们不安定的感觉。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农村，主要是因为发生在农村的种种惨剧和城市“小资”的生活是有一定距离，那些远方的故事不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直接的冲击。如果是发生在城市中的悲剧，会让他们感到无法面对。
我觉得广大农村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能仅仅从农村的角度去考量，而是要从更大的社会变迁的背景去了解。因为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只能建立在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新改写之上。我们不可能仅仅在农村内部建构出一个美好的乡村。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变得那么焦虑不安，感到生活的不安定，以至于从来没有农村经历的这样一个人，他见到了对农村生活的残酷书写，会感同身受，并以此验证自己的焦虑。
精神分析学家在谈到焦虑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病人老觉得自己是一个玉米粒，精神分析医生治疗这位病人一段时间后，病人终于承认他自己不是玉米粒了。但当病人离开医院后，马上又跑回来了。医生问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病人说我在街上碰见一只老母鸡。医生说你经过治疗已经不是一个玉米粒了。可病人回答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玉米粒，但老母鸡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玉米粒。我注意到，春节期间那些有关农村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产生巨大影响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纷纷去调查那些新闻是真还是假。虽然有些新闻最后被证明是假新闻，但又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呢？在这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充当的是那个医生的角色，精神分析医生不断告诉病人说你不是一个玉米粒，但问题在于病人真正的困惑并不是自己是不是玉米粒，而是老母鸡带给他的巨大威胁。中国的城市“小资”群体就如同那个病人，他们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发生在农村的极端案例究竟是真还是假，他们自己的生活才是焦虑发生的根源，只是这种焦虑会以关心农村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使知道那些新闻是假的，焦虑并没有获得真实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