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些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凋敝故事，包括东北老工业区的衰败、农村的衰败等等这些事件，不断构成微信朋友圈中的热点。这些都是中国人在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感到的焦虑的反应。人们通过不断寻找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他者身上的遭遇来印证我们自己的焦虑与困惑。因此真正要解决的农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发展模式那里找到问题的根源。
当资本与资金都流向城市的时候，农村肯定是很难的，有可能会出现被抽空的局面。我们今天能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那个曾经美好的乡村呢？大概只能是怀旧。读罗伟章老师的小说《声音史》，最能触动读者的大概就是里面那种浓浓的怀旧。尤其是里面的主人公，他固执地坚守的空荡荡的乡村，当其他人都弃乡村如敝屣的时候，只有他默默地收集各种乡村的声音，以一己之力去“复活”热闹的乡村景象。这个写法我特别感兴趣。读完之后我就感觉到了卢卡奇，他的《小说理论》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认为：“只有单纯接受的主体性才能在谦恭中把自己变成纯粹接纳世界的器官，并能分享对整体的恩赐。”也就是说，小说家只有放弃浪漫主义式的对个人的强调，不断收缩自己，退缩成一个器官，才能感受生活的真相，在作品中创造出生活的整体感。而罗伟章的小说里的杨浪恰恰就是一个“器官”，几十年前那个活生生的乡村、那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那个蕴含了无尽活力的乡村、那个充满希望的乡村一下子复活了。这个意象非常精彩，有生活的质感。
我反对浪漫化的乡村叙事
（常培杰：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
黄灯老师这篇笔记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我觉得要放到这两年对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随之涌现的大量“返乡笔记”这一大环境里来看。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回乡笔记》首先在“澎湃市政厅”栏目发出，因为赶在春节这个节点，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参与讨论。此类题材在这两年火起来，首先是大众媒介的推动。其次是春节很多人返乡又返城，对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诸多问题有着切身的感触，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鸣。然后就是农村问题的持续发酵，已经到了必须深入讨论的关节点。最后，就文体而言，返乡体写作与传统农村题材写作的差别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写实性，或者说是乡村生活实录，这与带有较强情感色彩的随笔和虚构特征的小说差别明显，语言通俗易懂，受众面广。
在农村题材书写中，我们较为熟悉的是鲁迅以来的小说传统，这条线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余华、莫言和阎连科等。小说就是虚构的，一旦涉及虚构，读者会觉得小说中的农村图景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虚假世界，是很遥远的。但笔记体不是，笔记体的前提是真实，它会让现实与读者的情感经验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节冒出来的诸如“上海姑娘”、“东北媳妇”、“不让上桌，城里媳妇掀桌子”等虚假的返乡笔记，才会让大家信以为真。抛开文体，我们也要问，为何这类虚假的返乡笔记会让大家信以为真？因为它以虚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作为一种“症候”揭示了读者的情感经验，也就是大家认为现实就是如此的。此类文章叙写的事件本身是虚假的，但是作为一个现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会真实，值得分析。
就黄灯老师这篇文章而言，我过年的时候很早就看到了，本来也想做一个回应，但是后来又忍住了。为何不做回应呢？我觉得就当下各类返乡文章泛滥的情况而言，不适于再继续写呈现农村负面状况的笔记体文章。因为这会使得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固化自己对农村的负面印象和认知。农村图景是复杂的，总体上是在不断改观的，但是笔记体文章却造成了大家认为农村生活在不断恶化。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此问题，听到最多的词是什么？溃败、没落、贫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负面词汇。对此，我们要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关于农村的经验是真实的吗？我觉得不是。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过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你从某个角度或立场想象、建构起来的生活。此类生活图景离我们的真实经验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