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如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了解反右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能把人“吓傻”的运动，而汪曾祺的回忆文字竟是这样的平和乃至天真。在他表面上并无情绪化的表达下，饱含着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以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平淡”风格，开辟了一条和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一样的写作之路。
汪曾祺的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文/高中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