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郭沫若《凤凰涅槃》
2016年7月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郭沫若蜡像。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辰124周年的日子。从最初的五四时代充满反抗、叛逆的作品，成就时代之标杆，到建国后，在全国文学艺术会、中国文联担任要职，再到逝世后，各界对他在“文革”前后表现的争论，直至今天，人们对郭沫若的评价仍尚存争议。如果不谈其人，只看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学界对他传世的作品也有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肯定他的反抗与划时代意义，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猛烈的批评。
对郭沫若作品的褒扬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褒贬不一。在褒扬的一方中，最多的是对其自由诗体裁、白话诗风格的肯定。例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写道：“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郭沫若）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闻一多也曾生动形容：“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
1921年版《女神》。
在《女神》首版后第二天，创造社作家郑伯奇便对其思想内核进行分析。他认为《女神》是个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通过大量直接的情感表达和宣泄，向读者展现出自己心中的理想、矛盾、挣扎，也展示出渴望通过毁灭获得新生的涅槃精神。随后，学者们围绕郭沫若诗中的表达技巧、思想内涵、社会心理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讨。这些褒奖最后都指向其浪漫主义精神和对自由的不懈追寻。
学术研究要有新拓展，需要有新解读，新时期以来，郭沫若作品研究者试图从文化品格、文化传统上去理解他的作品。早期郭沫若研究者黄侯兴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青春型”文化品格，“作为一个诗人、学者，郭沫若的一生，便是在精神、气质、性格、情绪上始终属于‘青年’的印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也曾撰文《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提出“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论”。他认为诗人的情绪、生命的情绪就是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的核心，情绪是郭沫若“诗歌生命的源泉”。
除了诗作，郭沫若的话剧，特别是历史剧也常常受到赞扬。他一生总共创作过11部历史剧，全都是托古喻今的风格。《屈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在剧本完成后不久，散文作家孙伏园就撰文赞扬该剧实在是一篇“新正气歌”，认为剧本表现的“是中国精神，杀身成仁的精神，牺牲了生命以换取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刘遽然则评价《屈原》的根本价值是“从屈原那种爱国舍身的高尚思想和坚毅不拔的卓越人格上，给予目前在为复兴抗战而奋斗的中华儿女，一番宝贵的教训和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