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蒙田随笔全集》《青春咖啡馆》《论美国的民主》《第二性》《加缪文集》《儿童的世纪》……这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曾获得傅雷翻译奖。今年傅雷翻译奖授予了金桔芳翻译的《刺槐树》（文学类奖）和周佩琼翻译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新人奖），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科类奖首次空缺（八届来唯一一次）。
在中国，傅雷翻译奖无疑是公众影响力最巨的翻译奖。从历史看，它没有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那么长（自1989年开始设立）；从国际地位看，它不如北极光翻译奖那么权威（国际译联设立，每3年授予一人，2014年许渊冲先生获奖，为亚洲第一人）。
傅雷翻译奖受关注，一方面，中国尚无国家翻译奖，目前翻译行业最高奖为中国翻译事业杰出贡献奖，近于终身成就奖，而作品奖似乎更契合时代需要，傅雷翻译奖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国家翻译奖的空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法国文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几代中国知识人从法译中找到了变革的激情，当理想与传统崩溃时，来自法国的写作曾为他们建构起一片心灵家园。
据《汉译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图书目录》，截至1993年3月，仅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就多达1800多种（含复译）。
从文献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约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称汗八里）大主教。所谓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担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药在战争中的应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灭亡，尼古拉究竟做过什么、结果如何，史无记载。
明代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图（即《万国舆图》），1854年，利玛窦还绘制、出版了《山海舆地全图》。该图有简要说明，介绍了欧洲30多个国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称法国为佛郎机，但有时也将欧洲人都称呼佛郎机，认为它“近满刺加（今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亲政后（1661年），企图摆脱罗马教廷，便资助传教士来华。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为洪若翰、张诚、白晋等5人，他们于1690年抵达北京。张诚后来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翻译工作，俄方曾试图收买张诚，张诚虽予以拒绝，但有学者认为，张诚在实际工作中确曾偏袒俄方。
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戏剧、哲学被大量译介到法国，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风俗论》以中国为起，以中国为结。伏尔泰学习过宋明理学，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中挂着孔子像。伏尔泰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并称赞中国制度为“开明专制”，认为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
伏尔泰已意识到当时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但他却认为中国“精神上的科学”远远领先于西方。
另一位启蒙主义巨匠孟德斯鸠则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称：“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当时欧洲出版的图书中，86%是法文，孟德斯鸠的观点很快传向全欧洲。
不论是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参考的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记述。这些记述前后矛盾、比较粗略，难免让人产生误会。
通过与东方文明参照与批判，启蒙主义得以生长，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启蒙思想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启蒙思想截然不同，前者以传统为资源，却超脱于传统思想的框架，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