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30年代起，莎氏十四行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早期译者有丘瑞曲、朱湘、李岳南、梁宗岱、方平、梁遇春、袁水拍等。可惜的是，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莎氏十四行诗集问世。40年代，屠岸在生肺病的恢复期间投入翻译，历时几个寒暑，终于完成莎氏全部十四行诗的翻译。除了译诗，他还在每首诗后面写有数百字不等的“译解”，补充分析诗句。这是屠岸译著不同于别人的特别之处，曾受到冯至先生的称赞。此书经好友、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介绍，列入文化工作社“译文丛书”，于1950年在沪初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单行本，立刻在当时的青年人当中口口相传，风靡不衰。
但屠岸并不满足，此后他一直在琢磨和寻觅更合适的用词、更准确的停顿。1962年，屠岸首次登门拜访请教倾慕已久的卞之琳先生，让他高兴的是，卞之琳肯定了屠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但认为还需修订加工。“先生还亲自为我翻译第一首诗作为示范，但可惜这份手稿不小心弄丢了。”屠岸说，卞之琳并不完全同意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他主张全面求信，神形兼备，在“形”上要求以顿(音组)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屠岸还记得当时向他请教这一观点:如果信而不达，即不信;如果信而不雅，也就不信，因此“信”包括了“达”和“雅”。“卞之琳没反对，我想先生应是默认了”。
于是，屠岸根据卞之琳的教诲和示范，对莎翁十四行诗进行全面修订加工。1987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卞之琳特地提到，屠岸用“音组(顿、拍)对应原来的音步，照原来的韵脚安排，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随后也用这个诗体写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这番鼓励和鞭策令屠岸终生难忘。
学铁道管理不忘爱诗初心，旧书店邂逅莎翁结缘爱书同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从小在才女母亲影响下读诗背诗的屠岸，1942年上大学时却念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铁道管理系。多年后，屠岸将当时的选择归为“遵从父命”，但对诗歌的眷念如同心中忍不住破土而出的茁壮种子。大学期间，屠岸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特曼诗集《鼓声》。
70多年前，屠岸家住在如今的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附近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由父子俩打理，维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期间屠岸常去看书，也淘些廉价的旧书。一次，他忽然瞥见书架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是1904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小巧精致的装帧，让屠岸一眼就喜欢上了。不过2000元(当时流通的伪币)书价让他怏怏地将书放回了书架。
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惦记着这本书，生怕被人买走。几天后，他又来到书店，见书还在书架上静静站着，便大胆向店主提出可否借阅一星期，年轻的店主爽快地答应了。屠岸激动地把书捧回家。一周后，他如期归还。店主笑着接过书，同他聊了几句，便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沙写道:“赠给璧厚(屠岸原名蒋璧厚)吾友，麦杆。1943年12月。”
屠岸激动得不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店主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归宿。”这位店主名叫王麦秆，后成为著名版画家。由此，他与屠岸结为好友，后来还曾为屠岸另一部译著《鼓声》画过插图。1984年，屠岸在烟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相遇，他把新版《十四行诗集》送给麦杆，“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把我俩连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