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儿子的爱：罗尔德·达尔写给母亲的信》
唐纳德·斯图罗克编订
Blue Rider Press
2016年9月
[英]托比·利希蒂希
梳理一下这些写于早年的信件，我们能够发现后来形成达尔文风的诸多线索：他爱用学校小男生之间流行的黑话，也爱用押头韵的句子来嘲讽同学。我们还可从中窥见达尔患上胡须恐惧症的端倪。
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本来是一个六英尺五英寸高的“巨人”，但终其一生，他都保有孩童一般的视角。不过，对他来说，这种视角并非彼得·潘式的，而更接近于捣蛋鬼亨利（译者注：英国著名的儿童读物中的人物）：达尔生来就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厌恶权威，尤其厌恶种种规章制度所表现出的权威。他之所以养成这种性情，全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英国寄宿学校的压抑生活所赐。在那段日子里，他始终处在酷好施虐的校长、醉心权力的级长、遍布霉菌的寝室以及随时可能挨皮鞭棍棒招呼的体罚的阴影之下。他的幽默感都跟屎尿屁有关，恶心的东西总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热衷于孩子气的文字游戏，尤其是“说都不会话了”之类颠三倒四的句子；他常显得傲慢自负，到后来更是喜欢不停地抱怨别人——我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冒犯别人对他来说是一大乐趣。
达尔很善于解决问题，他的创造力并不止于讲故事。他不仅仅在儿童故事里创造了威利·旺卡（《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和大头针姨妈（《詹姆与大仙桃》）、凶残成性的鸭子和一心复仇的猴子（《蠢特夫妇》）、飞翔的仙桃（《詹姆与大仙桃》）和外星的蠕虫（《查理和大升降机》）等诸多形象，在成人小说里创造出一系列独特的人物，如赌徒、醉鬼、小偷、盗猎者、诈骗犯、二流子，等等，而且他还发明了抽取脑积水的韦德-达尔分流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达尔的小儿子西奥出了车祸，当时用来抽取脑积水的分流器常常堵塞，形同灾难。受此刺激，达尔干脆和老友韦德联手，发明了一个更好用的工具来拯救儿子。达尔的个人经历十分悲惨，他所持的人生无常之感很大程度也来源于此：虽然西奥最终得以从车祸造成的严重损伤当中复原，达尔最大的孩子奥利维亚却在七岁时死于麻疹，而达尔的妻子，帕特里克·尼尔，也在怀上他们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患上了中风，健康每况愈下。达尔自己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之时，也险些死于一次飞机坠毁，这次事件中受的伤余生一直困扰着他。达尔的父母生了五个孩子，他是其中唯一一个儿子，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在几周内接连失去了大姐和父亲。他来自挪威的母亲索菲·玛格达莱妮对自己遭受的双重打击表现得相当务实，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达尔形容母亲是“坚忍不拔”，说起来，虽然溺爱倒是谈不上，但他的确算得上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这种对母亲的孩子般的依恋，贯穿于达尔每周写给索菲的信之中，无论是在寄宿学校，还是在军队服役，抑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这些信件，经过达尔的官方传记作者唐纳德·斯图罗克（Donald Sturrock）编选、订正（达尔的拼写糟糕透顶）之后，简要而又迷人地展现了达尔心智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还带有细腻的文学色彩——尽管它们常常是不加修饰的急就章，时而琐碎无比，时而夸大其词。阅读《来自儿子的爱》（Love from Boy）之时，我常常惊讶于达尔讨好（同时也是安慰）母亲的热情。他在信件中以令人震惊的直率讲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细节，却对自己的思想活动保持缄默。这些信件没有透露什么内心感受，却极具娱乐效果。对此，斯图罗克评论道：“你甚至可以说，达尔的创作生涯是从这些信开始的”，虽然我们对信件读者的反应一无所知。“索菲·玛格达莱妮的信无一幸免于时间的淘洗。”传记作者委婉地写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达尔把它们都扔掉了。他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有多么耐心细致，等到她去世之后，达尔才发现自己写给母亲的六百封信全部保存了下来。达尔在1984年的童年回忆录《好小子》（Boy）当中写道，这些信都“整齐地用绿色的胶带捆着”，“每一封信都放在原始信封里面，上面的老邮票甚至都还留着，我真是太幸运了，人到晚年，还能够拥有这些东西供我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