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斯图罗克的努力，我们也可以说自己“太幸运了”。《来自儿子的爱》按照年代编排，每一章都按地点划分，每一节都会附上交代背景资料的导言，颇有实用价值。大多数章节的脚注数量都不多，但只要出注，就很有价值。从1925年达尔在寄宿学校“扎营”——用斯图罗克的话来讲——开始，我们得以遍览他的早年生活：康克戏比赛、周末的外出远行、裹在包裹里的蛋糕，以及不断死去的同学。“我们刚刚接到通知，可怜的小福特今早死了。”达尔在一封信的附记当中匆忙潦草地写道。前面部分他也提到“已经有二十三！！！！！！个男生得麻疹了！”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总是保持乐观，这些信呈现出的达尔的形象，跟他在《好小子》当中的形象相比，要美好很多，在那部回忆录中，达尔说他日夜都为自己和小伙伴们定期会挨揍感到忧心。“读了这么多年书，校长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能够随意地伤害其他人，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震惊。”达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信之所以如此情绪如此乐观，可能是因为经过了双重审查：首先，他必须提防校长们可能会偷看，其次，他也不想妈妈感到担心。他之所以会被妈妈从此前他所在的私立走读学校拽出来，送到寄宿学校去读书，就是因为那个走读学校的校长相信棍棒底下无差生。达尔的妈妈说过，“在我老家，他们可不会这样去揍小孩子”。离开了妈妈的呵护，达尔挨的揍比过去重多了，但是他并不想让母亲知道。
梳理一下这些写于早年的信件，我们能够发现后来形成达尔文风的诸多线索：他爱用学校小男生之间流行的黑话，也爱用押头韵的句子来嘲讽同学。我们还可从中窥见达尔患上胡须恐惧症（见《蠢特夫妇》）的端倪：有个校长的长而下垂的姜黄色胡子很有名，还有一个同学在他们外出远足的时候，因为“杂乱的黑胡子”受到了严厉谴责，“我们把他拖进厕所，把胡子剃了个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发现达尔热爱酒精饮料，曾经和一个朋友自己用野生的黄莓酿酒，他也热爱恶作剧：曾经用火柴头对准人家的屁股，还在寝室里面放过臭弹。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政治动荡，在这些信中是缺席的，他也从不谈论女孩子。达尔最好的朋友因为和一些小男孩发生性关系而被开除，他没有对妈妈如实相告，而是将这个男生离去的原因描述成“精神崩溃”。
从学校毕业后，达尔进入壳牌石油公司做销售员。一开始他被派到肯尼亚，然后是坦噶尼喀（即今天的坦桑尼亚）。写于这两个地方的信披露了当时的他过着怎样放浪的生活：冒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他常常狂饮烂醉，时不时地去看一场脱衣舞飞镖表演，好几次还差点得了疟疾。这个时期的达尔在写给妈妈的信中，讲了不少带荤的段子，大量插入对各类器官的描写。他充分展示了他在刻画人物上的天分，这也是他后来作品的一大特色：他把一个“可怕的老妖婆”比作“一块涂着口红、擦了粉底的板油布丁”。他对非洲民众抱着殖民者般的轻蔑态度，后来达尔承认他对此“略感惭愧”。他在信中的措辞，如“难以驯化的土著”、“肮脏的阿拉伯人”等等，都充满了厌恶之情。尽管如此，他对当地人还是很有兴趣，用喜爱的口吻谈论他的非洲同事（绝大部分是仆人），并且表达了他对部落文化的同情。寄宿学校的生活让他格外不拘小节，“我在汽油桶里拉了一大泡屎……周围四码之内有三个家伙在做跟我同样的事情”。
政治浪潮最终还是激荡了起来。“一切安好——除了希特勒”，达尔在写于1939年8月27日的信末尾如此落笔。二战一开始，他就急急忙忙地要去参加空军，从此开启了长达一生的对飞行的迷恋。这为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和儿童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段时期的达尔在信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昂扬情绪，虽然在保卫雅典的战役当中他扮演的角色相当危险，他却说自己“无比开心”。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直接展开了近战缠斗，而且取得了毙敌三人的成绩。他讲述自己在利比亚沙漠坠机时的口吻，是典型英国式的内敛克制：“我没怎么烧伤，但是头上的血流得很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