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怎样的现实政治让作为辉格党遗少的罗素感到不满呢？通俗地说，罗素所处的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世界，乃是一个无法继续“装纯”的世界：两次大战的血雨，冷战的分裂，都让一切试图在左、右两端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清流（和伪清流）成为无根浮萍。而曾经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一边装纯一边偷偷做土豪的传统辉格派（罗素家族无疑是个中典型），自然会感到阵阵寒意，萌生“不问江湖世事”之念。罗素父亲安伯利勋爵，也正是因为从政不如意才闭门谢客，专门研究起了学问。
罗素若能认清形势，以其父为榜样，少谈点政治，多做点学问，少一点绯闻，多添点地产，无论于学术于己身，都堪称最佳选择；或者，他也可以干脆彻底放弃“装纯”传统，以选民口味为唯一言行指针，这样，保不齐也可以借着祖先的荫德混个国会议员做做。可他偏偏做了个“四不像”：学术做得虽然非常不错，但是心猿意马、半途而废，在逻辑学上的成就终没有超过“书呆子”气息更浓的哥德尔与图灵，而在哲学上的成绩也不如其弟子维特根斯坦，甚至不如天分虽一般却学风稳健的卡尔纳普；政治上呢，他晚年所从事的反核战和平运动虽然获得了不少人的喝彩，但他将一切有核国家均比作纳粹政权的言论，则显得过于偏激（下册468页），最终逼得英国官方忍无可忍将他下了大狱。至于他在一战后期关于“美国远征军假道英国不是为了抗德，而是为了镇压吾国工人运动”的轻率言论（上册617页），不仅毫无根据，也表明了他对军国大事的无知——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美国参战对迅速结束这场欧洲大杀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罗素本人并不认为自己作为和平主义运动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与“哲学家”的身份无涉。他在1964年写的《放弃哲学》一文中甚至认为“放弃学院哲学、投入反核运动才是哲学家当下最应当做的事情”（下册434-435页）。至于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他本人到处散发的“人类将在几周内灭亡”的传单，则让报界对这位“哲学家”为了刷“存在感”而大肆危言耸听的本领，有了更新的认识（下册496页）。
从总体上看，罗素的政治活动是由这两个充满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偏见的意识形态教条所支配的。其一，抽象的道德原则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规范根据——因此他的政治活动里马基雅维利式的变通因素少之又少。其二，理性原则必须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因此，就宗教感情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而言，他非常缺乏同情心。而在笔者看来，上述教条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不再做学院哲学的罗素，错误地将做学问的规范性标准移植到了充满混沌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并由此要求政客与民众能够按照理性与道德的要求去调整自己一切的言行。
因为这种身份错位所导致的意识紊乱，他在鼓吹全球政府理念的时候，并没有充分顾及联合语言、宗教、文化上彼此差异的诸多民族的巨大困难（尽管学者的确往往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凑在一起琢磨纯粹的学理）。他对核武器的抽象反对，也并没有充分估计到深陷囚徒困境的美苏双方对自身安全感的渴求，甚至拒绝承认相互威慑的“恐怖平衡”本身就是阻止世界大战爆发的有效制动器。至于他曾与列宁、赫鲁晓夫、周恩来等重量级非西方领导人通信乃至面谈的稀罕人生经历，则进一步鼓励了他去高估自身的历史地位，甚至陷入“道德性宣言就可改变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幻觉。实际上，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1960年代中印冲突的结束、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除，以及美国在越南的撤军，乃是罗素相关反战努力的结果。毋宁说，无论罗素是否参与了相关的“劝和活动”，历史的车轮依然会按照大国行事的逻辑而压出现在人们看到的那些车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