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的另一批学员杨晓平、谭晓霞、陈重武，冒着多日不停的大雨，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拍摄纪录片《遇上尼西土陶》。
汤堆村是一个有2000多年制作土陶历史的传统藏族村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汤堆村。
村民当珍批初是家族中土陶制作的第七代传人，2006年被授予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有一个刚从省城高校毕业返乡的儿子，每天随他制作土陶。当珍批初担忧，面对纷繁变幻的世界，作为家族第八代传人的儿子是否沉得下心来继承这份家族事业。见过世面、生机勃勃的儿子除了学习传统技艺之外， 还希望能开办一个工厂，带动全村人一起致富。然而他的想法却引起了村民的不安。尽管旅游业使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但村民们担心，公司的建立会影响他们一直延续的传统家庭作坊模式。因此，他们常常为土陶的命运、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
这些讨论和焦虑，都被记录进了《遇上尼西土陶》，没有任何拍摄者和文化人的评论。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叩问过去惯常以拯救者的姿态去面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做法。”拍摄者之一、云南大学社科处的谭晓霞说：“无论是村民还是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和面对传统技艺的发展。”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认为，影视人类学给了人们深刻反思的眼睛，开始警惕那些以拍摄为由、让当地民族在镜头前表演，制造虚假的“民族风情”作品。
“学者拍摄的影像，带着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郭净说，很多影片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
他在2000年和藏族学者熙绕桑波、纳西族学者和渊就在香格里拉县开展了一个“社区影像教育”的项目：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由他们拍下了自己的生活，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
随后，在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郭净等人又发起了“乡村之眼”计划，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参与式社区影像项目。让那些生活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的成员，在接受短期拍摄培训之后，以本地的生态、文化、生计或社会问题为主题，创作纪录片或其他类型的影像文本。
“它不以艺术或学术价值为使命，而是要表达当地人的文化观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说，迄今为止，云南、青海、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均有社区影像运动开展，已完成上百部村民自主创作的影像志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并产生反响。
“让村民自己拍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学习和保护我们自己的传统。”郭净说。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陈学礼也深有同感。他说：“大多数民族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被拍摄对象却不一定有机会看到。”
为此，他们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纪录片创作与实践”选修课，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并要求学生和老师一起，在村里完成后期剪辑，最后一天在村寨放映学生的作业。
“在当地放映的做法，不仅让被拍摄对象即当地村民成为第一观众，还可能引发他们的评论和行动。”陈学礼说。
比如2009年云南遭遇大旱期间，学生们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大糯黑村拍摄的纪录片《水》，引起了村民的激烈讨论。村民们意识到，由于他们将每年清洗水井的传统丢失了，才导致如今水井水质下降。为此，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对水井进行了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