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国人自古就不喜欢酷吏，而且把“酷吏”的外延无限扩大，只要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都是酷吏，反而那些擅长和稀泥的总是能得到上佳的风评。比如反腐，力主对贪污官员剥皮剜心的往往被戳戳点点，反而倒是满嘴“刑不上大夫，不若罚酒三杯”的，能得到“清风明月”的嘉许。《世说新语》满纸的清谈，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一千多年，让很多拿着朝廷俸禄、啜着民脂民膏的为官者都觉得：山就在那里，何苦为难自己……于是披荆斩棘的被当成傻瓜，庸碌无为的被当成智者，成了一条奇特至极的官场逻辑。
在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生态中，越是刚健有为者，越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甚至往往处于被排斥和挤压的状态，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态也变得扭曲、偏执，往往用一种头角峥嵘的姿态来反击浑浑噩噩的环境，明朝弘治年间的李兴，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以侦破陕西一大奇案而闻名后世的巡按御史，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叹息。
一
巡检：一对枉杀的夫妇
陈洪谟是明代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于弘治九年(1496年)考上进士，从此历任刑部和户部的部曹、知府、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三十六年的宦海经历使他在撰写《治世馀闻》这一部笔记时，以当时人写当时事，活脱脱一个弘治年间的“官场现形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明代笔记中更以“翔实可靠”而著称。有一则发生在陕西的真实大案，便被记录其中。
有一位巡检，任期已满，带着老婆一起回陕西老家，这一日到了一处市镇，见天色已晚，便找了一户旧相识的人家投宿。敲开门才知道，故交早已去世多年，家中只剩下他的女儿和儿媳，巡检有点不好意思，儿媳却说：既然是故翁旧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你们拒之门外，如果可以，今晚你们就住在我小姑的卧室里，我小姑和我一起睡吧！巡检夫妇见夕阳西沉，不便再找旅店，便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儿媳和小姑起了床，去叫巡检夫妇来用早餐，拍门许久也无人答应，推开门一看，吓得两个女子登时坐在地上哭喊不已，原来巡检夫妇早已死去多时，床上的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惨不忍睹，每个人身上都被捅了七八刀。
闻讯而来的街坊四邻赶紧报官。巡检一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是体制内的一级官员，突然遇害，不能不引起案发地县令的重视，初步勘查发现，巡检夫妇的财物并没有丢失，他们素来又没有什么仇人，而被杀时遍布身体的刀伤，显示凶手对他们极端仇视，很像是一起情杀案，但无论巡检本人还是其妻，都已年过半百，在遇害地又没有“相好的”，怎么会有“情”字的纠葛呢？于是，县令将关注的视线集中在了守寡的儿媳和小姑身上。
一番严讯之后，儿媳招供道：“自从我公公、婆婆、丈夫相继去世后，家中只剩下我和小姑两个人相依为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别看我小姑才刚刚十六岁，却已情窦初开，有一天我俩正在家中的后院散步，忽然见墙外一位少年骑马经过，那少年十分貌美，器宇不凡，我就跟小姑开玩笑说：‘你若能找到这样的夫婿，一辈子就算值得了。’没想到小姑动了心，问我他是谁，我说此人便是家住东门外的杨二官人……至于他们俩后来有没有来往，我就不大清楚了。”
县令再审小姑，女孩承认，自那天见骑马少年从墙外经过之后，心中便生爱慕，正不知应该如何相识，这一夜，杨二突然摸入房中，强行将她搂住寻欢，她半推半就，很快便与他共赴巫山，从此接长不短杨二便趁夜来与自己相会，已经月余……巡检夫妇被杀，必是杨二潜入房中，见床上睡着两人，以为是情人另寻新欢，怒上心头才手起刀落，造成可怕的凶杀大案。
县令下令将杨二抓来，严加审讯，杨二很快便招认了罪行，等待斩决，就在这时，朝廷派出的巡按御史李兴来了。
二
李兴：一位跋扈的能吏
李兴到来的消息，让县里的各级官吏都吓得不行，因为此人已经以苛刻跋扈“名扬四海”。
明朝行省设置有三个平行的权力机构：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监察)，简称“三司”，三司的首脑都是二品或三品的官员，但是他们却十分畏惧一个只有七品的官员——巡按御史。
巡按御史是中央特派的钦差，主要任务是受理官民词讼和考核地方官员，最初设置于洪武年间，在永乐年间从不定期派遣变成制度化。按照相关典制，巡按御史与三司处于平等的地位，“执宾主相见之礼，为平交”，甚至出巡时，三司官员可以骑马而巡按只能骑驴，但是可以想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必定走样：巡按御史是皇上直接派遣的，“我为天子代言”，别说只有七品，就算没品，也要见官大一级。到了弘治年间，事实上三司对巡按御史已经只有低声下气的份儿，这一点在李兴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治世馀闻》里写道：“李兴者，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陕西，凡三司官进见，令听事吏在于大门高声叫：‘三司官作揖！’门子传说：‘进来！’皂隶齐声喝说：‘进来！’”三司官这才敢进，这哪里还是“平交”，已经完全变成了上下统摄的隶属关系。
别看李兴脾气臭，但办案英断果决，这一点在办理“巡检夫妇遇害案”的过程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杨二本来就等着开刀问斩了，但在李兴当面复审时，大呼冤枉，李兴说：“你已经认罪了，为什么现在又喊冤？”杨二说：“我从小娇生惯养，从来没有受过刑罚，哪知道被抓后遭遇严刑拷打，细皮嫩肉的哪里熬得住，只好认罪，事实上我不但没有杀过人，连那户人家的家门也没有走进去过半步啊！”
李兴看完案件的卷宗，决定重办此案，县令还来啰嗦，说有司曾经“集女家左右前后四邻四十户共取结状”，四十户联名证实杨二跟那家的小姑确实通奸，李兴拍案大骂：“你猪脑子啊，他俩相会既然总是在黑夜，难道还提前挨家挨户告诉这四十户邻居‘我们今晚又要行奸了’？这种联名的证词连废纸都不如！统统在作伪证，把他们都给我抓来！”
县令不敢惹他，赶紧撒出差役去抓人，李兴把那小姑叫来说：“你跟杨二相处月余，难道就没发现他身体有什么特征吗？”小姑害羞地说：“黑灯瞎火的一直没有看清他的相貌，只摸到他的左膊上有一块肉瘤。”李兴马上让杨二脱了上衣，并无肉瘤，于是把县令又臭骂一顿。这时那四十户邻居都被抓来了，李兴说：“你们串通一气，给毫不知情的事情作伪证，统统该打！”让把每人扒了上衣，抽一顿鞭子，“见一屠者左膊有块”，李兴立刻叫他过来厉声道：“我就猜到真凶居住之地，距案发地不远，且必欲置杨二于死地，让他做替死鬼，所以十有八九就在作伪证的人群之中——你这个杀死巡检夫妇的真凶，认罪否？！”屠夫吓得当即伏倒磕头不已，承认自己有一天钻进那姑嫂家的后院偷竹笋，听见俩女子谈论杨二，当听到小姑对其动情时，便想起了“假杨二之名入以求奸”的诡计，本来已经行奸月余，那天深更半夜钻进小姑的屋子，“见二人同宿于床，谓其又私他人，归取屠刀杀之”。
三
刘崇龟：一把
“不般配”的凶刀
李兴断的这起案件，很像《折狱龟鉴》中记录的“刘崇龟换刀”的故事，刘崇龟是唐朝政治家，以足智多谋、擅长折狱而闻名。他在镇守南海时遇到这样一桩案件，有个富二代泊船江岸，见一大户人家的门口，有一美女倚门而立，姿态风骚，富二代上去跟她调情，俩人眉来眼去的，定下了晚上从后门进入私会的约定。等夜深人静，美女听到后门有动静，兴高采烈地上去开门，谁知那是一个盗贼正在撬门，门突然打开，俩人来了个脸对脸，盗贼才不管你颜值高不高，一刀劈下，美人殒命。盗贼刚刚逃去，富二代来了，一脚踩在血泊里，又被尸体绊倒，“闻颈血声未已，觉有人卧地，径走至船，夜解维遁”。谁知他这一路逃跑，染着血的脚印等于是在指路，官府一查哪艘船原来停泊在渡口，马上就发现了“真凶”，将富二代抓捕归案，严刑拷打，富二代宁死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这时，刘崇龟参与了案件的审理，他发现犯罪现场留下的凶刀，乃是一把屠夫用的杀猪刀，这“武器装备”明显不符合富二代的属性，因为那种锦衣玉食的家伙，就算杀人也要用把宝剑什么的吧。他于是下令，说官府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宴会，所有本地的屠夫全体集合，准备宰杀牲畜。等屠夫们集合了，他让他们留下自己的杀猪刀再走，然后悄悄把其中一口换成杀人的那口刀。第二天，屠夫们再来时，“诸人各认本刀”，只有一人指着那把杀人的刀说：这不是我的刀，而是某某的，刘崇龟立刻将杀人真凶抓来法办。
两起案件，都是因为奸情导致的谋杀，都曾经让无辜者蒙冤，也都因为办案者通过罪犯的“特征”而锁定真凶。可惜的是刘崇龟因为断案而成一代名臣，李兴却很快成为天牢死囚，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李兴在巡按陕西期间，围绕当时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展开“严打”，杀死三十多人，被另外一位巡抚都御史韩文告了御状，《孝宗实录》中记载，孝宗“命锦衣卫官往械兴，至京下狱”，其后“上以兴酷暴”，让刑部议罪，定的是斩首，但英国公张懋率文武大臣上疏，说李兴确系酷吏，杀人太狠，但仔细核实，他杀死的那三十多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凶犯，如果因此将李兴斩首，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了？弘治皇帝这才皇恩浩荡，“乃减兴死，杖之百，偕妻子戍宾州”。
就这样，一位性情“躁暴”却敢于仁事的“酷吏”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一大堆懂得和光同尘的大臣继续吃饱了混天黑……东晋西晋，两宋大明，亡国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至少有一个现象比较具备“同一性”，那就是兵临城下了，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还是说的比做的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