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越王勾践剑出土时锈蚀的程度十分轻微，后德俊认为主要是由墓地的保管条件决定的。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原因之一。由于望山一号楚墓密封性非常好，因此青铜器更不容易生锈。
作为对比，后德俊提出，出土于湖北大冶铜绿山古代开采铜矿石的矿井内的大铜斧，是一件古代劳动人民实用的采矿工具。由于出土于古代矿井淤泥中，出土时表面仍然泛有青铜的光泽，锈蚀程度也较轻微。而与越王勾践剑时代相近、制造工艺也相近的吴王夫差矛，1983年出土于江陵马山楚墓，由于该墓的保存情况不好，夫差矛出土时不仅矛柄几乎全部腐烂，其青铜表面也布满了绿色的锈层。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原因主要是保存环境使然，并非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八字铭文上的越王到底是谁
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与在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鸟篆铭文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这八个字是 “越王✕✕自作用剑”；另两个字按过去剑上发现铭文的惯例，应是某位越王的名字。方壮猷先生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并认为邵滑可能是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无疆的儿子越王玉。据此，他将此墓认作越王墓。
对方壮猷先生有关“邵滑”二字的意见，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上的其他文物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而这一问题又至关重要，直接关系此墓墓主与年代的研究。于是，在方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临摹、拓片、拍照，随后，方先生于12月底，将这些资料及自己的看法，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容庚、商承祚等十几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忙作进一步的鉴定。
郭沫若很快就寄来了回信，在信中，他肯定了方壮猷的研究意见，认为那不能确定的两个字就是“邵滑”。
然而，1966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写下的信件里，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震撼力的意见。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原来，唐兰运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唐先生还认为此墓不可能是越王墓，应是楚墓；这方剑是楚灭越以后所得的越国宝物。1966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先生在复信中，也明确指出剑铭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而且认为望山一号墓未必为越王墓，仍当是楚王族、贵族之墓，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初期。
这个新颖的意见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2月28日，郭沫若复信也明确指出:“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之剑。”
方壮猷随后将剑铭考释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结论函告各位先生，未见有异议，因而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原来如此
吴越之地多宝剑
我国上古三代之青铜器，论礼乐重器，当属中原地区铸造的为最好，但谈及兵器，最精良的莫过于吴越之地。
《考工记》上说：“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的平原较少，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方式在这里很少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才是吴越军队的主力，步兵所需要的是适合于近身作战的既轻便且锋利的武器，而剑恰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而吴地又富藏铜、锡，这又为铸造宝剑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