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调查，英奎得知东四牌楼附近有一间金铺叫“万盛”，他知道接近目标了。1866年1月下旬，番役查找到东四牌楼万盛首饰铺。得知该铺几个月前曾熔化过一方金印。根据这一线索，番役对铺内所有伙计逐个盘问，在刑讯之后，王太和王全如实供出了军机章京萨隆阿。开堂审讯时，萨隆阿负隅顽抗，死不承认，但是“恒和钱庄”和“万盛首饰铺”的当事人一上堂对质，他就不得不低头认罪。接着，在萨隆阿的指认下，英奎又在萨隆阿府上卧室炕洞里掘出了另外8根金条。
堂堂的军机章京竟然屈身为盗贼？这在大清朝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在此之前，皇宫内也发生过各类小的盗窃行为，如一些太监、贫苦的苏拉(下等仆役)偶尔也会从宫中偷走一些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但他们毕竟都地位卑微。一个堂堂的兼任军机处章京的刑部郎中竟然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确实有损天朝尊严。更何况，偷盗者还是当时地位高贵的满人！
当时，军机处总共有32位章京(满汉各16人)，而萨隆阿是满人章京，且是负责执法的刑部郎中。他的官品在众多章京中是比较高的。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军机处可不是一般的衙门，其办公地点处于紫禁城之中，是朝廷最机密的权力中枢所在地。即使身为王公贝勒、满汉大臣，只要不在军机处任职，对这里也要退避三舍，不敢越雷池一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清代的军机处是直属于大清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清代对军机处的值班房严加防范。乾隆皇帝曾经下诏说：“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缜密，不容宣泄。”军机处所用的差役，一般选用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幺儿”，到20岁时就辞退，以防止泄密。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禁卫森严的地方，缴获的洪秀全的金印竟然丢失了！而且是监守自盗！萨隆阿身为军机处的朝廷命官，竟然执法犯法。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怒，下令将萨隆阿于秋后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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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金印源于赌博缺钱
军机处盗窃案，很快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甚至连驻守北京城的英法美等国外交人员也知道了。这一丑闻被京城的外国公使馆人员议论纷纷，甚至称“清朝官员都是欺世大盗”。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密福特感到不可理解，他奇怪的是萨隆阿“事业有成，家道殷实，并不缺钱”，怎能为了这区区10根金条，就去盗窃呢？
这些西方外交官都是熟读《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很滑稽，说萨隆阿没有好好遵守《圣经》第“十一诫”，即“不可被捉”。当然，萨隆阿偷盗金印是属于一次个人行为，但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盗窃。首先，它是发生在清廷最机密最重要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堂堂的大清朝连其权力中枢的工作人员都作奸犯科，还能治理好天下吗？一叶知秋，萨隆阿案件确实反映了清廷行政官僚体制的没落，到同治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另外，萨隆阿的盗窃案，作为一种经济犯罪，也是晚清国库濒临破产的征兆。萨隆阿本人嗜赌成性，赌输钱后囊中羞涩，就打了这方金印的主意。萨隆阿所在的刑部衙门，由于经费困难，其办公设施已经破败不堪。1865年，大清朝海关税务司的赫德记载说：“刑部的状况极为恶劣，围墙很低，上面盖满尖刺，防止监犯逃脱。里面肮脏的泥水淌到街道上。”大清帝国的贫困，不独外人如此看待。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有同感，1867年京城来人告诉曾国藩说：“京中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这种现象让曾国藩生怕发生异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