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他是著名抗日将领，有冯玉祥西北军麾下第一文官之誉；曾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后长期担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更成为和平解放北京的重要人物。他于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出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学受国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由于政府拨款中断，学校只能靠学费来维持。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坚持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河北、东北三省的不少失学学生都到中国大学上学，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何其巩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工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延聘至中国大学任教。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敌后办学
学校证件拒绝加盖伪印
抗战胜利后，何其巩在校务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中国大学在抗战期间的重大使命与特殊任务，他强调之所以在北平沦陷期间还坚持要在敌占区办学，就是肩负了在敌占区培养青年人才的重任，就是要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到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详参：1946年4月15日天津《益世报》所载《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一文)
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至此，由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完成历史使命，其与中国革命风雨相随、艰苦奋斗的36年校史，也历史性的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所以中国命名的大学，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革命军北伐、抗战、解放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始终与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相牵连，那并不悠久但却足够厚重的36年校史，注定已成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发现的《北平中国学院概览》(1934年版)，不但见证了1930年底该校曾改称“中国学院”的一段隐秘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书中还将该校自创办以来的各届校长、校董、代理校长、总务长及教职员工名录与肖像一一刊载出来，堪称该校开办以来编制最为充分、印制最为精良的校史文献。查阅该书，不难发现自孙中山以来，民国时代的军政要员几乎全部在此亮相登场。他们的名字、职位、肖像一一对应，是相当精确、相当难得的第一手史料。稍稍翻阅一下这部80年前印制的“概览”，就可以体察得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与历史细节之丰富。譬如何其巩在出任代理校长之前，还曾任该校董事会审计员；又如国学大师章太炎门下“四大天王”之一的“北王”吴承仕，也曾任该校董事，且还创办国学系与国学丛刊等等。可想而知，这所历经“国民大学”、“中国大学”、“中国学院”三次更名的传奇大学之校史，一定还有许多值得研究者继续挖掘与考索的史料与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