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直到清代才形成了官修国史《二十四史》，这部皇皇巨著，卷帙浩繁，详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成千上万的史官史家继承董狐们的优良传统，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汗水。他们同样是古代最可歌可泣、名副其实的“记者”。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汉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批判李陵的罪过。汉武帝就此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仗义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最后司马迁被处以最残酷的宫刑，如此屈辱的刑罚，没有击倒司马迁的信念，为了完成鸿篇巨制《史记》，他坚持活了下来，而且在大赦后，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来。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马迁的艰辛努力下，《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的人格力量，铸就了他的史书力度，从而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界和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史记》因此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万斯同著史不受贿赂
在漫长的《二十四史》修著过程中，史家史官们大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说话，不搞以稿谋私。但也不排除个别谋私现象，颇受争议的陈寿索米公案，就是一例。《晋书》中就记载了，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曾向丁仪、丁廙的儿子索取大米千斛，这两人不给，得罪了陈寿，他就不给丁仪列传。其人品和文品可见一斑。另外还有北魏的魏收，他编史时大量收受礼物和金钱，他所著的《魏书》，因此颇受后人诟病。
但是到了清初，却出了一位不要国家俸禄，不收传主后人贿赂，专心修成《明史》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堪称古代“记者”操守严谨的第一人。万斯同（1638－1702），浙江鄞县人，幼年聪慧异常，十四五岁时，他已遍读家中藏书；十七岁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诸兄一起受业于浙东学派的一代宗师黄宗羲，成为最得力弟子，热爱明史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专门研读了明十五朝实录，为他以后编纂明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