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除直接上奏折，此时张之洞还私下致函军机大臣阎敬铭，请求支持，“彼（洋人）之惯技，凡无理之事不能得之于粤者，则捏词耸听，嗾其公使向总署渎扰。总署不悉其情，以为彼直我曲，祗疑其势已汹汹，断不能解，恐生枝节，遂已俯允所请，责令外间照办。不知其事在外间甚属寻常，彼已辞穷势绌，（沙河一支河道，不能允其开通。）若总署稍一坚持峻拒，推之外省，不难硬驳善了。以后凡遇洋使搅扰事体，务望总署电询粤省，考其实在情形有无办法，再与定议，必可挽回不少”。由此可见，晚清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是造成制台惧见洋人的重要原因。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为打消慈禧恐拒绝洋人而导致“别生枝节”的担心，张之洞特意指出“彼虽岛夷，亦有政体公论，彼虽强悍，亦有形势牵掣，兵饷不便之处，断不能因无理细故辄启衅端。领事无理生事亦断非其国外部之意，彼看无可如何，自然消沮歇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