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以前我家对面住了一个电影明星，但我从来没看到过她。我1950年代出生，可能是1940年代她已经跑到香港去了。她的妹妹住在我对面，从她的妹妹身上看不到一点电影明星的影子，所以我一直很难想象她姐姐什么样子。我家楼下住着一个漂亮姐姐，她拍了张很漂亮的照片放在襄阳路永康路口的照相馆，路过的人都说跟明星一样。那时候有个传说，如果一个人拍照拍得漂亮，王丹凤会看中她的。以前我拍完片子还会想，不知道王丹凤会不会看中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王丹凤就住在那里。”
后来上山下乡，陆元敏去了农村之后巧合地成为了电影放映员，“在农村放电影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是露天的，每天需要换地方、拉银幕、拉电线，一部电影的片子可能有十几部大盘子装两大箱，有几十斤重。后来我因为表现得好，就让我去上海的大世界放电影。最初我的执照只能放35mm的小放映机，大世界那种放电影的机器跟其他地方不同，它不是直接放在银幕上的，而是通过镜子投射到一个磨砂玻璃上，这样放出来的。后来我到了另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放映厅，有两部大机器、四个放映员轮流放。这台机器很有意思，发光不靠电灯泡，是用两根炭精棒正负相碰产生非常强烈的光，这种光源非常强，放出的电影亮度就非常高。”
陆元敏说：“可能因为当时翻来覆去放那么一两部，《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的，所以我有些麻木，反而想不出当时有哪些电影。要是碰到哪部电影时长最短我就最高兴了，放完就可以休息了。在大世界楼顶上休息是最舒服的，下面很多的平房，每个灯都是亮的，能看得到哪个房间在洗澡、在吃饭，很好玩。后来有个研究所里需要摄影师，他们觉得电影放映员肯定能胜任，所以就把我调去拍照片了。”
已消失的电影配套：说明书、插曲本
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匮乏的、饥渴的时代，这似乎是我们的专利，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是丰饶下的一种匮乏。——吴亮
吴亮刚写了部长篇小说《朝霞》，他称因为金宇澄的关系他才动笔，“我跟金宇澄住一幢楼，自从他写了《繁花》之后我们就经常聚会。他在讲各种段子的时候，我们总会问《繁花》里写过么？今天他在这里讲的肯定是《繁花》里没有的。人类需要一个点去触发记忆，比如说陆元敏是摄影，而金宇澄讲的是人类的一些私密故事。”
作为文化批评家，吴亮聊起电影时离不开时间轴的纵向对比，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有两百部电影，他称自己有很多票却一部都没去看，一是因为工作忙，二是因为太多了。“理论上来讲，现在想看什么电影都能看到，我们那时不一样，比方说看书的过程是，听说哪个地方能拿得到，我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搞到手。应该说，我们经历过一个非常匮乏的、饥渴的时代，这似乎是我们的专利，现在是另一种情况，是丰饶下的一种匮乏。”
吴亮也聊到自己当年看电影的故事，“我家住在淮海路附近，附近有现在已经关掉的淮海电影院，还有比较好的国泰电影院，我们那时候常去。但看电影的时候要算一算，同样的电影在国泰是两毛五，淮海电影院是两毛，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冷气的，为了这五分的冷气我们就进国泰了，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看冷气电影，因为出来以后觉得更热了，一出门后像跑进烤箱，整个人晕眩到刚才电影里的情怀荡然无存。于是我们后来就买了晚上7点3刻的电影，看完10点钟，出来以后发现居然还是那么热。那时候的电影院还有些现在见不到的东西。有时候看电影有一份一分钱的说明书，印有电影梗概；门口还有印制的电影插曲，上面有简谱、歌词，售价两三分。这么简陋的一个制作，在当时被很多女孩子珍藏，她们会把它夹在书里珍藏起来，我两个姐姐都这样，我家当时有一些《大众电影》一直保留到她们出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