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影课的故事：凭想象授课
我想应该把上海的关于电影的影像留下来。有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而那个安全门就像个出口，天堂没了但出口还在，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朱浩
朱浩是这个“像电影一样”展览的主人，他称这个主题是被自己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候的一些记忆触发的，“我们有一个小剧场，每周都会有所谓的观摩片，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在放伯格曼的《野草莓》，虽然大家觉得影像本身很枯燥，但是因为旁边的安全门被不断的来人打开关上，外面的阳光曝光在画质很不好的银幕上，还有外面吵闹的知了叫声，这就是我对伯格曼的电影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的记忆就是这样影像化的一个点。有一天我发现天蟾剧院没了，拿上相机赶过去，只能拍到小巷里的安全门，自此我想应该把上海的关于电影的影像留下来。有部电影叫《天堂电影院》，而那个安全门就像个出口，天堂没了但出口还在，可以帮我们回到现实。”
朱浩回忆起一段现在听来荒唐，只在特殊年代出现过的特殊教学，“戏剧学院里读书最有意思的一个经历是读欧洲电影史，大量的影片老师在台上讲，但是老师没看过，我们也没看过。比如1980、1990年代的新浪潮电影，比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老师在台上讲‘这部电影怎么走形式主义，怎么把形式主义的电影语言发挥到极点’，然后台下所有的学生跟着老师一起想象。但事实上当时我们只有几张剧照以及《新浪潮文学剧本》里的电影剧本，我们顺应着这些看，拼命地想象每一个场景，直到很多年后真正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发现，差距太大了。这一方面可能很可笑，但这既是那个年代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电影本身带来的、有点蹊跷的视觉想象，这些与我们的成长经历结合得特别牢。”
朱浩表示自己至今还会坚持用胶片拍摄，并非出于所谓的胶片原旨主义，而是因为自己是通过胶片进入摄影的，对胶片有种时间上的留恋，“当我们用照片去留住一些时间点，只有胶卷它会随着时间褪色、变旧，一些划痕会显现出来，这些是自然的痕迹。当然，电影也是痕迹，是90分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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