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鲍德温说：“所有的艺术家，如果想要作品流传，最终都被迫将整个故事讲出来，将所有的苦都吐出来。”纳菲西补充说：“他参加了民权运动，他对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所受的苦难饱含同情，这些都是见证之举，但只有在他的写作中——他的小说与散文中——他才成为真正的见证者。‘我从没把自己当成发言人。我是一个见证者。’这就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提倡改革的作家的地方。”（279页）纳菲西在“英文版序”中也谈到，“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做人类恒久经历的见证者和史学家”（41页）。因此她反复读着写在纸条上的鲍德温的话：“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可讲的，这是我们在所有黑暗中寻得的唯一光明。”（302页）
纳菲西异常地敏感于文学与现实中的暴力与羞辱，以及反抗的冲动和道德依据。她认为马克·吐温在书中从不展示对奴隶的肢体暴力是因为担心人们会忽视了更深的暴力——对人的羞辱与毁灭，而吉姆和哈克虽然欺骗、盗窃却仍然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善良和本真；她很自然地联系到在伊朗生活中承受的羞辱：在后革命时期转入地下，隐瞒真实的自我，“在一个威权国家生活，要想活着，你就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别人”（96页）。在麦卡勒斯笔下，“对拉明和考普兰德来说，比身体上遭受的疼痛更痛的是他们必须忍受的侮辱，以及因为不得不保持沉默而附加其上的羞耻感”，考普兰德医生的自我反思是：“在野蛮面前，我是谨慎的。在不公正面前，我保持平静。……我现在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我曾是我自己和我的同胞的叛徒。那一切都是胡说。现在是行动，立刻行动的时候了。”（247页）
在讲述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时候，纳菲西不但把麦卡勒斯自身的经历和内心世界与她小说中的人物穿插起来论述，也插进了她自己的朋友的故事。迈克·赖特是越战老兵，后来成了坚定的激进分子，热衷于抗议游行、占领国会大厦、唱劳工老歌。他在网络上发表关于CIA和FBI的阴谋论的文章，但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他的敌人都漠视他的存在。他喜欢向人们讲述斗争的故事，但是愿意听的人越来越少。多年之后，纳菲西想起他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历把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纠缠不休的偏执老男人？当时参加运动的许多人都已继续前行，如今过上了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一些人成了共和党人，一些是自由主义者或改革论者，但迈克似乎一直停留在某处。我们其余所有人都长大了，慢慢适应了成年人的生活，而他‘选择了不这么做’。他为之奋斗的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但他的事业并没有，他依然在为此奋斗。”她觉得他成了最险恶的斗争妄想的囚徒（254页）。但是，这实在不应该成为使他受到嘲笑的理由。纳菲西也曾在白宫前面示威，喊着政治口号在催泪瓦斯中穿行，她说：“在运动中，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加入进来或是因为寂寞，想要陪伴，或是因为享受权力，抑或觉得属于某个组织更有安全感，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相信这项事业。迈克属于最无私的这一拨人：他加入是为了这项事业。他的热情变成了执迷，讽刺的是，这执迷让他分不清事实与谣言或事实与意淫，这是个悲剧。”但是纳菲西知道迈克被一种永不会减退的热情点燃，一切都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行动上，迈克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像《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那些疏离人群的人物”（256页）。在失去与迈克的联系之后，纳菲西想忘掉他，因为“他身上有某种我能够感觉到却无法触碰的悲伤，我不想受其干扰”（232页）。这个穿插在美国文学叙述中的纳菲西与迈克的故事，是否会使我们产生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脊髓的震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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