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中国问题太复杂，相较于西方文明，中国体系又太特殊，我以为我们首先必须掌握此“超级的国家型文明”的各期乃至各个朝代的建国与立国方式，才能了解中国文明的基础，从而认识其文化形态与发展方式的特质。
关于三期建国与立国方式之间的异同，想请您概括一下。
吴展良：第一期建国与立国，周代所依靠的是大宗族与氏族组织，这是当时世界列国的共通社会组织单元。周代封建体制是将天下的国家都当作扩大的亲友，以姬姓国家为骨干，然后纳入其他邦国的扩大的家族主义系统。当时的天下，夷夏杂处，周人通过先进高尚的文明与扩大的家族主义，用夏变夷，将华夏文明不断扩大，但也同时融入了戎夷的血统与文化。
然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新军国的兴起、生产力的跃升和封建经济与氏族社会的衰落，第一期中国的建国与立国方式均难以延续至第二期。第二期中国建国的核心机制是商鞅变法之后的法家体制，而商鞅变法的源头是三晋变法。法家组织是一套循名责实、尚首功、尚军功，重视君主绝对权威和直接控制的官僚与军国体制。这种以君主为中心直接掌控的官僚与军队的政府体制，成为第二期中国的基本常态。它超越了宗族伦理，天下有了一部共同的法律——王法。政体则继承儒家的思想，主张天下一家，由一个大家长领导与照顾子民，用公平的官僚机制进行统治。汉武帝之后，中国政府的运作可用“体儒用法”来形容，社会伦理与组织则继承三代。
第三期建国跟前面两期又有根本的不同，就是凸显长期受到压抑、压迫乃至剥削的人民的声音，这恰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修正与进步。清末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大家，均高度运用古典儒家的理念以批判中国不公不义的现状。与此相比，西方的民主宪政似乎能建立一个美好、理想又有效率的新形态国家。因此学习西方民主自由、顺应新的世界局势与对西方所展现的道理与真理的向往结合，成为晚清与第三期中国初期的建国与立国宗旨。民国初年之人，普遍提倡解放、自由与民主。然而实际情况是自由民主并无法解决第三期中国初期分崩离析的大势，从而转向了国共的党国体制与各种偏重人民集体福祉的主义。虽然如此，对自由民主的呼声却一直不断。
我们思考中国的第三期建国，要从一个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尤其要注意宋以下华夏之“德”衰颓，以及近现代中国的内部分裂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始终是在分与合中循环往复。中央有德有能则整合或统一，否则自然分裂。第一期的中国通过天子与封建体制整合，“德”（合内外长处而言，古者常兼能字义）衰则分。秦汉开始的第二期中国，则在“大一统”与分裂中循环。宋代以前的中国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之分裂。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形态日盛，统一之时间较多，然而元与清两次由非汉族的强大力量与胡汉兼用的治术完成统一。到了第二期中国的晚期，许多人看到西方列强的例子，希望打破这个历史循环。然而实际的情况则是华夏之“德”衰颓，中国正走向分裂与被瓜分的道路。这种危局反而振起了中国体系雄浑的生命，开启了中国第三期建国的道路，从而有了今天的一切种种。
您把从秦汉到清这么漫长的历史划为第二期，如何应对“唐宋变革论”的挑战？
吴展良：其实第二期中有两方面要注意，一是唐宋变革，一是胡汉关系。先说唐宋变革，在安史之乱之前，政治与社会结构主要是以世家大族为主，官府的管理一般只到州、府这一级而已，社会基层是高度自治的。而宋以下，世家大族普遍衰落了，中央集权加强，成为一个以新型士阶层为骨干，相对平民化的社会。政治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同，造成一连串的文化差异，学界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此处先不发挥。简言之，我们今天的文化，直承宋代而来，社会流动性很高，经济与文化颇为发达，底子里又颇具平民意识。这与西方到法国大革命后才逐渐脱离贵族封建的时期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