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是，唐以前的中国，国人的德性与体质比较壮盛。我的看法是，汉代是古典华夏文明的高峰，将其自身的德性与能力发展到最高，所以成其壮盛、文明与一统之伟大局面，其后的朝代则不如。华夏文明从三代演化至汉，从龙山文化晚期近万个国家、商朝三千国家、周初一千七百余国，到春秋两百余国、战国十余国，至秦汉一统。这场历时两千余年的“倒三角形”大演化，将其德慧术智充分激发，也塑造了中国的基本性格。在此长期的积累之上，成就了汉文明的伟大，然而后世也很难超越。依世界历史与文明演化的通例，任何文明极盛后本将走向衰亡。所幸有赖华夏文明自身的宏基和胡人与外来文明的注入，才能蓬勃新生。
汉末衰乱，之后有三国魏晋。西晋覆灭之后有五胡乱华之说，其实这阶段不只五胡，而是自汉末开始，从北亚、东亚直到日本各民族均纷纷学习汉人建国，从西到东连续性地拼得你死我活。后世所见的日本跟韩国，都是因为该地区在此时期有如高句丽、大和国等非常优秀的政权兴起，所以后世才能保持其国性，否则可能早已被他人征服混融。不仅有日韩等成功的区域霸权，当时整个北方各种部落与汉人大宗族，都竭力为了各自的生存与自主，而成立了各种政军团体。就像后来欧洲日耳曼蛮族模仿罗马而建国，罗马体制与法律对欧洲各国的建国非常关键，各地胡人为了建国，都曾模仿汉朝的制度、文物、武器生产、宫室、都城、交通与经济建设等等。模仿得快，就可能在这生死斗争中胜出。其中模仿最成功者是鲜卑族，亦即后来统治中国的北魏。后来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一路都承袭之。同时，高句丽、新罗、百济与日本也都先后模仿中国建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彼此间进行激烈的争战。他们模仿后自然与中国体制产生差异，其中最根本性的，可能是宗族制跟部族制、皇帝制度跟“类封建制”，以及大国跟小国体制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也替中国带来新契机。
隋唐制度，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多渊源于胡人统治的北朝。建立隋唐的关键力量“关陇集团”与府兵制，起初源自胡人部族制，后来渐有许多汉人加入。所以，部族制的战争能力，让相对丧失战斗力的汉人得到新力量。融胡入汉，最后建立了中古时期辉煌的隋唐文明。唐代是有名的“世界性帝国”，对周边民族开放。当时新罗人、渤海国人、日本人都可考“宾贡进士”，在中国为官。安南（今越南北部，时为中国一部分）当时还有学士通过进士出身担任唐朝的宰相。胡人在唐朝从军与领军者，更是数量庞大。至于通过中亚输入的佛教与文物，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段历史显示广义的胡人与文化给汉民族注入新血。南朝、东晋、宋、齐、梁、陈的汉人，讲好听的叫文雅化，事实上是丧失了生命力跟战斗力，日渐衰败。北方人反而有丰富战斗力与一种励精图治、积极向上的态度，最后胡汉融合，造就隋唐的大业。
宋以后，汉人两次亡国，这显示了“汉德”的衰落。明朝疆域有限，元朝与清朝都大幅扩大了中国疆域，而后者的疆域尤其是中国今天的基础。从各种面向来看，汉以下的中国，都已经一再融入了胡人的力量与文化。早期西方学者如汤因比甚至有一种讲法，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这有些过了，但其实汉以后的中国不断吸收非汉族的东西，才维持了它的宏大与活力。因此，我们理解中国，不能是狭隘的汉族中国。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夏商的建立，第二次是秦汉的建立。唐宋变革的重要性不能与前两次变革相比。而胡汉融合，事实上是胡人都想入主做正统的中原王朝。所以，唐宋变革和胡汉融合后的中国，从大格局上来讲，都还是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