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儒家，在前两期的建国与立国中，儒家是主流思想，到了第三期，则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您刚才也谈到儒家的近况，那具体来说，儒家应该怎么办？
吴展良：首先不能搞原教旨主义，也就是直接把古人那套搬过来。那一套产生于以宗族或家族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而现在，那样的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生产方式已经大体消失与衰落了。第三期中国大量继承了前两期的东西，但明显是新的一期，是“四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更加要“通古今之变”，复古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主张：“我们要最好的传统，也要最好的现代。”当传统和现代都往最好的方向走时，它们可以融合。而一旦把它们教条化，那就永远对立了。西方现代有很多好东西，你把它讲彻底了，其实跟传统可以相通。说到底，真正的好东西，最后是可以相通的。
我觉得大学里需要设置儒学院或者华学院，但现在很多国学院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它只是把各个分科的专门学者凑在一起，还是各做各的，不成学问体系，更不讲修齐治平相连相通之道，儒学不应该是这样的。“修道之谓教”，时代不同了，教法也要不同。我以为应有新的经史子集之学：不光要有传统的经，也要有新的经，西方最好的经典也要纳入；不光要有中国史，也要有世界史；不光要有中国的诸子，也要有西方的各种专家之学和哲学；不光要有中国的集部，也要有西方的文艺之学。新时代的儒家，应通过新的四部之学，集中研究修齐治平的根本道理，以真正深入思考中国文明的前途。
不同于前两期的建国，第三期建国还要应对西方的挑战，您认为“如何变成一个具有足够竞争力跟防御力的现代国家”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看待？
吴展良：十九世纪是一个殖民的世界，二十世纪是大家纷纷追求现代化与西化的世界，二十一世纪，则是主体性崛起的时代。那中国的主体性在哪？就在四千年相承的“中国体系”，在五经、四书、二十五史当中。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要从它的经典与历史去了解，要从比较文化的观点去理解，而不是套用西方理论。我们务必了解西方，但整天搬用西方理论是没有用的。
中国是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里没有可匹敌的文明与国家。到了近代，西方人一来，中国人才赫然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一个列国体制，面对另一伟大的，尤其是已现代化了的文明的挑战。西方现代体制的背后是西方的近代大转型——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中国一方面要面对近代转型，同时还面对文化转型。一再的转型企图失败后，当时中国人感到需要把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打倒，全面重组中国文明之后，才能与列国竞争。几千年以来的问题和西方的挑战要一起解决，近代中国真是痛苦不堪。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了，那些先贤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奉献。
重组后的中国，如前所述，与传统体系的延续性仍然很强。如能在此基础上，充分接受与发挥国族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原理的长处，要维持稳定，并建立一个具有足够竞争力跟防御力的现代国家，应该并无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速度，可说史无前例，我想接下去的重点是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并彻底研究中国的建国与立国问题。
研究三期的中国如何建国与立国的问题如此巨大，所以问题意识必须更加清晰：到底中国在各期建国与立国过程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是什么？各期中国是以何种“方式”建立的，中间有何差异变化？各期所形成的基本结构、组织是什么，所赖以长久的“政教”又具有何种特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与文化在各期体系具有哪些基本特质？这样的体系跟结构在历史上如何维系，各主要时期的体系又是如何崩坏的？最后则是今天新时代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问题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传统中国体系是如何建立的，有何主要特质与变化？到了第三期建国与立国，这个体系又如何转型与发展？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