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显然不像罗马那样是一个城市征服了一个世界，中华文明的理想是一个王国，虽然它带有帝国的部分性质。它是把中华文明所被之地做一个整合，这不叫帝国，它也没有殖民地。所以，拿西方的帝国观念来形容中国是很不恰当的。或许可称之为“皇国”或“帝王之国”。中国是用君臣的关系把异民族融合在一起。“君者，群也”，能群谓之君。他是一个王者，理想是王道。但难免做得不那么理想，含有霸道与帝国的色彩，就会被史家骂，连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避免被传统史家骂。到了近代，中国即使要追求现代化，也一直追求王道与社会理想，不想搞帝国，日本反而是很喜欢搞帝国。像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很欣赏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都是大谈自由解放，不喜欢帝国的概念，这是王道的体现。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首重政治与教化，就是要让从上到下都有秩序、有文化，这是中国文明的重中之重。历代建国与立国都要有一套好的政治与教化，没有这一套，就难免衰乱。事实上，中国第三期建国也脱不了这一层。中华民国企图用“军政-训政-宪政”和三民主义来建国。一直以来，政治和教化都凌驾于其他事务之上，这从三代以来就是如此，这就显示出中国是“超级的国家型文明”。所以，你不去了解前两期中国建国与立国的方式，就不会明白近现代中国的延续性有多强。我称之为，虽然有巨大的变化，但三期建国一直在同一个中国体系之内。所以，不可能脱离前两期去谈第三期。
在您的思考中，“中国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贯穿始终，而且您也认为“中华文明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宗教、经济，也不是社会变动或文化变动，而是政治的演变”，认同“文化中国”的人恐怕不会同意这一点吧？
吴展良：学界一般把自己归类为学术文化工作者，所以着力研究学术文化，也希望思想与文化可以领导社会。但实际上，这难免有点一厢情愿，现实显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政治领导一切。不过，历史上儒家长期指导政治与文化，而近代则是知识分子领导群众建国。比如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都是知识分子。蒋介石也努力表现，要让自己像读书人，然而不敌。其实，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新式儒家，是儒家的变形。贺麟说得很对，近代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儒家变形的产物。儒家的真精神就是经世济民，一旦觉得原来的那套不灵了，就要换一套。早期的革命者，当年都是先读儒家经典，而后转而用各种新式主义来救国的。
其实，儒家自古以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管天下政治，从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开始就这样。儒家的经典讲的都是政治和教化。宋以后的儒家受道家、佛学的影响，喜欢讲“内圣外王”，思想文化性较强，但其政治性其实也并不弱，所以理学常常被禁。明清则是劣质的、法家化的儒教中国，清代的文字狱更使读书人埋首于故纸堆中。儒家的本色是诵先圣、先王的典籍，这些都是记载如何建国与立国的典册，包含了一整套政教，垂之后世。而我们现在既对宋明理学有误解，又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对儒学的认识有偏差。中国历史上，汉和宋是儒学最发达的时期，请注意，这两个时期，都发生过重大的变法，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儒家经学的精髓就是要拿经来检讨现实政治，检讨到最后，就要改变现实政治。不谈修齐治平的，就不是真儒学。经史之学就是要谈政教的最高指导原理，这不能按现代西方的分科之学来理解。经是中国的起源，史是中国的发展，这样的学问，今天几乎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