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去听一位昆曲艺术家的讲座，有意思的是，他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整个人显得非常虔诚，但他讲着讲着会掺杂几句上海话。他用上海话来表达的时候非常贴切，这个时候出现的方言显得特别接地气，接地气与优雅似乎是相悖的，但这就是我们在写都市生活诗意时能够写出味道的地方。”滕肖澜说。来自台湾的青年作家高翊峰也表示，遗忘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诗意，当我们回头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其实已经充满了强烈的诗意。写城市的诗意，是否不能太走进城市，而是要抽离城市？诗意是不是一种装饰符号？
对此，滕肖澜回想起曾有人评论她的作品《又见雷雨》最大的优点在于小说里未写尽的意思。“这句评论对我的触动很深。都市生活的诗意简单来讲，可能不是像万花筒一般把人物关系讲得非常圆滑，而是要留有一些余地。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未必是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在旁人看来，你未写的内容反而是要表达出的最真切的东西。”滕肖澜说。
台湾联经出版社总编辑林载爵在研讨会上提出，诗意其实是可以被定义的：“文字上的诗意，一是需要有技巧，二是诗意的内涵。‘缓慢’可以占一个领域，甚至是‘颓废’‘忧伤哀愁’，都可以在这个诗意的范围内，甚至包括冲突都可以在里面，像滕肖澜和李维菁的作品有蛮多的诗意。问题是我们对于诗意一般的要求，会误导我们对诗意作品的一些想法。”
比起“写了什么”
更在乎“怎么写的”
在11月8日下午，上海作协还举办了两场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会。上半场名为“虚构、非虚构以及真实”，下半场名为“内省与蛮荒”。
2011年，台湾曝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名博士毕业、在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的台湾女子在网上被一个号称是“美国中情局局长”的骗子骗了，不仅骗了感情，还骗了钱。刘梓洁当时特别关注这个案子，有一天她看到新闻说，这位受骗女子依然痴心不改，面对媒体秀出定情戒指，还宣称“我的爱情是真的”。
“ ‘真的’，这成了我后来的书名。”刘梓洁看着受骗女子认真的样子，就想也许这男人是假的，整个事情是假的，但唯一真的是女子的感情。后来刘梓洁根据这个新闻素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的》。
“写这样的题材，最难的是真和假之间。我拿到这些真实的材料，要怎么再去把它转化成小说？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或许还是亲身采访与一系列调查。但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写作道德的问题——我采访了受害者、警方还有家属，我只摘取有意思的部分并把它变形，我有这个权利吗？”刘梓洁坦言，她其实没想过在小说里探讨真实，也不是为了打击犯罪或伸张正义：“小说家更关注的应该是，如果写了这样一个小说，能不能被很公允地放在一个小说艺术评价层面进行讨论，而不是我写了一部葬礼题材就是葬礼专家，写了诈骗题材就是诈骗专家。”在《父后七日》红了以后，刘梓洁曾收到台北市民政局寄来的公文，内容是“因为您在殡葬业学有专精，因此请您来担任台北市殡仪馆的殡葬顾问”。
“我觉得太荒谬了。其实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努力写作，不会希望只因为 ‘写了什么’而被关注，更在于 ‘怎么写的’。”刘梓洁说，“在我的想象里，我带着真实事件去穿过一个虚构和变形的隧道，经历一连串冒险之后，出了这个隧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过的全新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