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推进中国
工业化、城市化增长？
与小三线第二代不同，作为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原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厂长孟繁德有不同的看法，“我们1960年代就去了，一直到1988年撤回来，可以说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和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小三线建设。我认为大小三线建设不光是十几万职工家属的感情问题，而且是六七十年代咱们党和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内容。现在小三线建设已经消亡了，也出现了很多对这段历史的否定叙事，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政策去看那段历史，建设大小三线对于当时国家应对国际形势起到很大作用。”
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徐有威告诉早报记者：“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的需要，当时领袖觉得我们缺少稳固的后方基地，无法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对东部沿海城市疏散也应被看作三线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要三线建设的逻辑起点不改变，即战争的威胁不消除，那么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三线建设对于东部城市的抑制，并不仅仅在于工厂和工人的内迁以及国家工业投资减少所造成的影响。”
三线建设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军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产业，其主体是重工业，这种产业发展结构不仅直接与国防安全相关，而且与“一五”计划之后推行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一脉相承，在一定意义上，三线建设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体制的产物。大量工厂、工人的内迁以及新的工业项目的投入，对于内地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也由此带来内地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并带来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快速崛起。
徐有威也指出了其中的缺憾——重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推进内地城市化的进程。“出于备战需要，更确切地说是防空的需要，内地新建的工业并没有集聚在城市里。尽管形成了诸如攀枝花、德阳、六盘水等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布局时仍刻意避开人口密集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工业集聚效应。”徐有威说。
徐有威补充道：“而且由于军工保密的特殊要求，使得以嫁接方式嵌入内地的三线企业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三线企业的职工与周边的农民之间隔着坚固的城乡壁垒，农民被吸收进厂成为正式职工的现象并不常见。加之三线企业以重工业为主，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相对有限。三线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也是由中央计划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配，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三线建设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三线企业的迁入虽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但终究未能带动内地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