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的各项政策和宣传话语显然直接继承自苏联，又契合了民族传统，然而却没有顾及当下国情。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几乎与中亚其他四国人口总和相当，但国土面积却并不大，而且其中将近一半是沙漠。捉襟见肘的耕地与水资源已无力承载其三千多万人口，在人口密度最大的费尔干纳盆地，争夺耕地已经导致了诸多民族、地域乃至国际冲突。可以说，在当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最需要的恰恰是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而非一味鼓励生育。同样被不加审视继承下来的是围绕着棉花经济展开的宣传话语。棉花经济一直被视为乌国的骄傲，甚至在国徽上也画着棉花。诚然，棉花是乌国主要出口资源，颜值又高，自然惹人喜爱，然而耗水量极大的棉花种植产业正是导致咸海干涸、中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且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棉花采摘时往往急需大量劳动力，强迫大学生乃至未成年童工采棉花的丑闻自然层出不穷，这等于送给某些人权活动人士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世界各地时不时发起一些抵制使用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的运动，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形象。然而对这些问题，当局似乎并未拿出过什么像样的应对方案，反正从生育政策到棉花经济都是苏联搞出来的，出了问题直接推给它就行了。这多少是后苏联国家的共同作风：把苏联传统修补涂抹一番后悄悄继承下来，坐享其成果的同时也饱受其弊病的困扰，这些苏联遗留下来的问题成了新一代政治家给苏联甩锅的工具，但却没有人真正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在西方，卡里莫夫的形象似乎总是和独裁统治、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不免有失偏颇。诚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卡里莫夫就一直掌握着最高权力，然而要说搞个人崇拜，那么比起中亚邻国某些为自己竖了一万多座雕像的领导人，某些将自己的著作抬到和《古兰经》同一高度的领导人，某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村庄的领导人，某些将自己的生日和自己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日子设立为法定节假日的领导人，某些为自己赋予国父封号的领导人，某些将国内的列宁街统统改名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街的领导人，某些十年写了三十多本小说、诗集、草药学、音乐学、纺织学专著供全国人民学习膜拜的领导人，某些在首都为自己建造生祠博物馆的领导人，某些天天在电视上表演赛马、打碟、吉他弹唱的领导人……噢，比起他们来，卡里莫夫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中亚细亚草原上一座虚怀若谷、低调为人、淡泊名利的丰碑。
与某些中亚邻国在全国各地挂满总统玉照、贴满总统语录不同，乌兹别克斯坦街头的宣传画似乎更爱营造出一种生活美好幸福的整体氛围：历史悠久（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古建筑的剪辑拼贴、帖木儿和纳瓦伊的肖像）、风景优美（雪山、草原等等）、物产丰盛（棉花、小麦、黄金）、四代同堂多子多孙的幸福家庭围坐着谈笑风生（母亲手里一定要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大学生认真严肃地捧着宪法研读、体育健儿拿了奥运奖牌、天上飞着（被Skytrax评为世界第四差的）乌兹别克斯坦航空的飞机、地上跑着（西班牙人造的）阿甫剌昔牙卜号高速火车……只有在巨幅群像中一个不起眼小角落里，会有一个戴老花眼镜、精神矍铄的长者站在联合国的演讲台前，与远处的帖木儿遥相呼应，悄悄地提醒着你：过上如今的幸福生活，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这位长者吗？
每年的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不富裕的国家却总能在独联体中居首，这想必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旅行中遇到了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谬经历，但乌兹别克斯坦人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仍是善良、质朴，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天真。俄罗斯人每每去了白俄罗斯回来，总会感叹说：唉，就像是在苏联时代。他们若是去乌兹别克斯坦，多半也会如此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