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华的史学传统在规模和布局上有自己的特点。在学科规模定位上，与现在很类似，规模不大，力求人事要精，即使在清华史学最鼎盛时，也很难跟北大史学系人数相比。由于清华有庚款留学可以吸引优秀学生，同时因为庚子赔款的财政保证，待遇好、工资高，而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有时候就难以保证高校的工资，所以清华能吸引到很优秀的学者，慢慢形成了小而精的传统。它的好处是不那么八股，不用那么面面俱到，找一些名教授撑摊子，学生学习的课程也不求全，不重知识灌输，更重能力培养。清华学生科研能力都很强，一个时期中，半数本科生在学习期间就发表研究论文，邵循正、夏鼐、吴晗都是在读书期间就已经崭露头角。
但是，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历史系的人心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英国剑桥大学就向陈寅恪发出了邀请，他想去，后来没去成。那取代陈寅恪的是谁呢？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教授，是匈牙利人（苏台德人），可能有犹太血统，在德国不得志。季羡林也在他手下干过，但他不是季的老师，季的老师是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是陈寅恪在柏林的同学。从这件事来看，清华历史系的老师，人心不定，战争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历史系培养了哪些著名的学生辈史学家？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招生数少而精，苗子选得好；在校期间注意培养研究能力，提升学生古文献研读能力及外语水平，人才普遍成熟较早，除了前面讲的加入师资队伍的吴晗、邵循正、夏鼐等人外，还有张贵永（曾在汉堡大学执教多年）、罗香林、姚薇元、谷霁光、孙毓棠、黄绍湘、何炳棣、丁则良等，年轻的则有胡如雷、万绳楠、何兆武、齐世荣、刘桂生等。张岂之先生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思想史等。
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中间有四十多年的空白，清华史学传统就此断裂了吗？
张国刚：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师资星散。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执教多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是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吴晗解放后就从政去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孙毓棠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青年教师王永兴等也辗转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0-1952年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邵循正、周一良则均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崇鋐早在1949年就去了台湾，曾在北平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郭廷以、清华大学毕业生张贵永也都在台湾任教，他们构成了清华史学在台湾的余脉。
五十年代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是中文系出身，人文学科虽然砍掉了，但是老清华的文科图书全部保存了下来。公共课程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依然继续，中国科技史、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还有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清华大学逐渐恢复人文学科，中文系之外，1985年成立的思想文化研究所，设计初衷是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张岱年、张岂之、李学勤、钱逊曾先后任该所负责人，1991年葛兆光等调入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的历史学传统不绝如缕，浴火重生。
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后，如何接续上老清华的史学传统？
张国刚：1993年，历史系恢复建制；2000年，哲学系也正式复建。后来，2003年，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历史系合并，组建了新的历史系，但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称和建制继续保留，李伯重教授从经研所调入，李学勤、刘北成和我从外校调入历史系，历史系教师一下子增加到三十多人了。
记得有一次历史系开教授会议，好像是在古代史教研室，李学勤、葛兆光、李伯重、秦晖、彭林、王晓毅、廖名春、刘国忠和我都在座（侯旭东等还没有引进）。李先生说，现在国内大学历史系的古代史，能聚拢这么一些人，还是不容易的。
现在虽然资深教授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年来赵平安、侯旭东、倪玉平等一批教授和年轻副教授的引进，已经使清华历史系生机勃勃。在世界史和近代史研究领域也有一些才俊任教。目前历史系的发展思路总体上应该还是保持老清华的学术传统：教师队伍和学生人数，少而精；研究课题，专而深。历史学的各个断代和分支，都要分兵把守。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封面张国刚像：刘筝 绘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