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蒋廷黻是留美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开路人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说自己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写《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另一个就是蒋廷黻。清华历史系的首任主任陆懋德，研究兴趣是周秦哲学和经学，罗家伦任校长，解除了陆的职务（陆去了北师大），蒋廷黻就任之前，他自己兼任历史系主任。他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都对近代史和外交史感兴趣，所以他聘蒋廷黻前来担任系主任。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3-1929），在清华大学执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9-1935），对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和外交史贡献甚大。
国学院与历史系并存过一段时间，此时陆懋德任历史系主任，他主政时期（1926-1928），清华历史系偏重古代部分，蒋廷黻（包括罗家伦代理系主任）时期，对清华历史学科建设的主要贡献，是要完善学科布局，除古代史外，还要重点发展近代史、外交史、外国史，他本人身体力行，撰写近代史论文，因为当时有人对近代史是政治还是史学抱有怀疑。1933年，蒋廷黻指导的学生邵循正的论文是《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陈寅恪指导的学生朱延丰的论文是《突厥考》，最后是邵循正出国，而不是朱延丰，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廷黻的加强近代史、外交关系史研究的治系旨趣。此外，还有加强图书资料的购买：从琉璃厂购得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杭州购得大批宋元明清善本图书，也注意订购外国图书资料等，大大充实了清华的馆藏。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蒋廷黻也雄心勃勃，特别是引进了雷海宗。雷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研究西方历史，实属罕见。他也是清华学堂毕业生，1932年被蒋引入清华历史系，1935年蒋从政后，经过短暂的刘崇鋐主政，雷海宗接任历史系主任。
清华历史系在北平以及后来西南联大时期，名师也不少，这些教授的教学和研究情况如何，有没有形成清华特色？
张国刚：这个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阵容已经相当可观了，比如，中国古代史方面，有雷海宗（上古史、中国通史）、钱穆（先秦史、秦汉史）、陈寅恪（中古史）、张荫麟（宋史）、邵循正（元史）、吴晗（明史）；外国史方面有王信忠（日本史）、原田淑人（考古学）、噶邦福（俄国史、希腊史）、刘崇鋐（西洋通史、英国史）、王桐岭（中国通史），兼课教师有朱希祖（中国史学史）、萧一山（清史）、姚从吾（蒙元史）、谭其骧（历史地理）、齐思和（西洋史）等。不仅是留学生回国任教，而且清华历史系自己也培养了很多史学大家，比如吴晗、王信忠等都是清华学生。许多他校的学生如夏鼐、何炳棣也都慕名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
学科齐全了，也正规化、专业化了，学术风格也就多元了，各个老师的研究兴趣不同，很难梳辨出一个清晰的、统一的特色了。雷海宗虽然得到蒋廷黻的欣赏，但与蒋廷黻有异见的陈寅恪却不认同，雷海宗的“文化史观”、“战国策派”理论，都不为历史系同仁所赞同。钱穆给文科生开《中国通史》，系主任雷海宗却只能给外系理工科学生开《中国通史》。可见，雷海宗这位系主任已经没有当年蒋廷黻那么强势。但是，雷海宗的谦卑和克己，恰恰成就了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开明和开放的风气。
大牌教授陈寅恪、张荫麟（两人均中文系、历史系双聘）、钱穆、雷海宗等，各做各的研究，还可能互相看不起，各行其是。陈寅恪就与钱穆不完全对劲。这种情况在蒋廷黻主政的时候就存在，蒋廷黻认为杨树达（中文系、历史系双聘）只知文献考据（训诂），不作汉史研究，对他很不欣赏，陈寅恪恰恰最欣赏杨树达，杨的代表作有《汉书补注补正》等，被陈称为“汉圣”。雷海宗主政时期，教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恰恰表明清华的学术风气很正，每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学问，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