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1928年，“中研院”在广州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由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改制而来）——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这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西方的传统，它是由汉学发展起来的。该所由傅斯年主持，后来迁到了北平，研究内容涉及边疆语言调查。其实史语所的人员构成多是来自清华国学院的：历史方面是陈寅恪，语言方面是赵元任，考古方面是李济，他们是两边都参与的。可以说，史语所是传承了清华国学院的衣钵，延续了国学院的研究方法，文史哲都有（文哲所是到了台湾才有的）。反观清华历史系这边，随着蒋廷黻、雷海宗等留美学者的加盟，就朝着正规化、专业化，也就是西方化的建设之路去了。
当时国内的历史系中，北大和中央大学的比较突出，清华与他们相比，在建系方向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在罗家伦兼任和蒋廷黻担任系主任期间，确实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正规化的系统改革。从学生培养方面看，我觉得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注重外语学习，蒋廷黻认为，多一门外语就多打开一个世界，他本人除英语外，还懂日语、俄语，陈寅恪懂的语言也很多，清华历史系学生要求修满八个学分的外语；二是注重社会科学训练、交叉学科的训练，从本科二年级开始到四年级，历史系学生每学年须选修外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课程一到两门，并有具体的学分要求；三是注重学生学术研究的训练，清华本科生在校期间就能发表论文，毕业后即能进行学术研究，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政治气氛比较浓厚的北大相比，时人公认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风气比较浓郁。
晚清以来中西交冲的局面表现在史学上，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争，李伯重教授有个评价：二十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您怎么看？
张国刚：这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很落后的。1903年，梁启超写《新史学》，那时候还没清华国学院。他说道：“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这明显是中国的资治史学传统，历史要有借鉴意义，又回到《资治通鉴》的老路上去了。你看我们现在写的学术论文，都是给死人做的，这才有学术性呢。梁启超鼓吹的新史学恰恰是为现实服务的传统史学老路，他提出的引社会科学治史学则因条件不足而流于空谈。真正算新史学的应该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为学术而学术，传统史学恰恰讲经世致用，乾嘉考据学的宗旨也是经世致用的。所以，梁启超的算不得前沿。王国维呢，用西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是前沿的。陈寅恪呢，从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是前沿的，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更多的是佛教等很细微的东西，后来又转向了唐史。不过，做前沿研究的很多人，都是留学回来的，跟国际学术界关系密切，比如王国维和日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来往很多，陈寅恪和李济也是国际学界认可的，从这个角度讲，是可以算前沿的。到了罗家伦、蒋廷黻主政清华历史学时期，他们对国学院的史学研究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
1929年，蒋廷黻执掌历史系，倡导“中外历史兼重”、“考据与综合兼重”、“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兼重”的办系理念，那么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