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上角有画家本人的题诗一首:
短策轻衫烂漫游,
暮春时节水西头。
日长深树青帏合,
雨过遥山碧玉浮。
对比项圣谟的诗,两位画家明显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原因极为简单,前者身处亡国之恨当中,后者生活因在明代中期,社会相对平稳,心境自然平静。同样以“短策”为题,却反映了迥然不同的人生境遇。
项圣谟没有文徵明那般幸运。他生于1597年(大明万历年间),卒于1658年(大清顺治时代)。他刚好赶上了“天崩地裂”的时代变革。1644年,清军入关时,项圣谟已47岁,面对如此之大的国事变故,心情可想而知。值此山河飘零之际,一部分汉人选择做殊死的反抗,另一部分人苟且偷生。
如果按照家世,项圣谟应该走在反抗者的行列。他出身书香世家,爷爷是明代中晚期大名鼎鼎的收藏家项元汴。武英殿展出的书画作品,许多都经过项元汴之手,或题字或钤印。项圣谟自幼所受的家庭熏陶,何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累积,更是在中国文化传统方面有过深刻认识与领悟。这样一种培育与教化的过程,必然导致一个人在精神与人格方面的深刻塑造。因此,与其说大明朝的覆灭令以汉族人为主导的朝野上下痛心疾首,不如说是对“异族文化”入侵的本能抵触与文化意识上的殊死反抗。
作为一个浸染正统文化良久的人,何去何从,内心在痛苦地挣扎。这种矛盾并非在于是否归顺清廷的犹豫,而是有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前朝的遗民再苟活下去的抉择。除了侍奉家中父母的现实考虑之外,也许还有更为重要的信念驱使项圣谟忍辱偷生下去——那就是以一种不合作的姿态记录下“亡国”之后的所见所闻,为后世留下他亲历这段历史的真切感受与个人的态度。很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对父母的孝悌之心,为他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入清之后,项圣谟又生活了14年,他以书画记录下了这段屈辱人生。他把自幼学习绘画时便喜欢画的老树与高大乔木,在笔端幻化成挺直、伟岸的人格象征,以此对抗周围那个异化的世界。
“夫画者,从于心也。”此句出自明末清初另一位名声显赫的遗民画家石涛之口。他以极为简明的话语阐明了绘画所要传达的是画者的心象,这个心象也是心境。正所谓“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本期展览所选的《大树风号图》恰好完美地诠释了中国画的真谛。
以上为画内之意,再看本期展览选择此幅作品的画外之意。
按照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计划,从2008年起,共计20期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一直以年代为序、分春秋两季持续展出。如今,这种展出脉络将告一段落,今后会以主题形式继续展出。也许,设定《大树风号图》作为本期展览的封面表达了一种对这个长达九年的展览的深情回望。
若是不信,可以对比一下2015年引起巨大轰动的“石渠宝笈特展”。该展的招贴画之一即为元代赵雍的《挟弹游骑图》。
画中一名男子身着大红袍,手挟弓箭,骑在马上回望。原图中右侧是两棵并立的乔木,故宫博物院改成了展览的标题。这名男子扭头回看的目光恰好在这两行字上。选择这名红袍男子的回望姿态,无疑具有庆贺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与回顾中国古代书画的寓意。
《石渠宝笈》收录了中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一万两千余种,是中华民族历史和艺术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此,在故宫博物院建立90周年之际,特举办此展,以回溯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书画作品所历经的风风雨雨。
每年春秋两季,故宫武英殿迎来一批批的观众,又送走一道道绚烂的晚霞。如同矗立在祖国心脏中这座巍峨的宫殿群一般,中国古代书画历经千年的传承,将随着故宫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迎来更加瑰丽的明天。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