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二世
乔瓦尼·莫切尼克公爵的肖像
◎得得
“我可怜的身体往前踉跄了两步，留下了深厚茫然困惑的我；我的手笨拙地挥舞着匕首，我孤零零的身体往旁一歪，瘫倒在地；鲜血从脖子喷溅而出，两只可怜的脚，浑然不觉有异，仍继续走动，像垂死马匹的腿无助地挣扎着……人们所谓的死亡就是这样啊！”
——这是土耳其作家、诺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一位细密画家的惨烈死状。这位画家意识到，细密画这种有着严格程式、近于神圣的技艺已经岌岌可危——苏丹正在被法兰克画家们的透视画法着迷，而那些一直恪守传统、严格规训的画家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这种来自西方的新画法。为了阻止这种可怕的苗头，这个画家不惜一次次地杀人，可最终还是意识到大势已去，细密画在君士坦丁堡已近末路，于是他打算奔赴希望之地印度，却终于被人手刃，横死街头。
与颓败的今日相比，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奥斯曼土耳其风头正健，他们已经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深深震撼了基督教世界，一百多年后，帝国还兵临维也纳，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了帝国的欧洲诸省。不过，秋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兵锋所向披靡，但艺术家们却敏感地意识到，在“软实力”的领域，他们引以为傲的一套价值其实正在松动、坍塌。
苏丹欣赏的、细密画家忌惮的，正是威尼斯的真蒂莱·贝利尼们。
国家博物馆展期近一年的《威尼斯与威尼斯画派》中，就有一幅真蒂莱·贝利尼的作品：《乔瓦尼·莫切尼克公爵的肖像》，画的是1478年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公爵身着一件斗篷，头戴白色的头巾和一顶“角帽”，头巾的质地是一种非常薄的麻布，帽子是用珍贵的金色面料做成，上面还有石榴树的花纹，这套服饰正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官服。
但显而易见这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画家为何中途搁笔？因为他彼时接受了一项国家使命：出使东方，访问穆罕默德二世的王宫。
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与穆斯林对地中海霸权的争夺持续了几百年，相持不下时，妥协谈判是应有之义。在和谈中，艺术家也会成为筹码，1479年，威尼斯一次性向土耳其苏丹赔款10万金杜卡特，以获取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权。威尼斯市政官前往君士坦丁堡和谈——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被土耳其人改称为伊斯坦布尔，与他同行的就有画家真蒂莱·贝利尼。作为和约的一部分，贝利尼将会装饰穆罕默德二世的宫殿，并为这位世界的征服者绘制肖像。
事实上，贝利尼家族是威尼斯著名的艺术家族，父亲雅各布·贝利尼是威尼斯画派中最先吸取文艺复兴新艺术语言和利用透视法强调空间处理的画家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培养了两个出类拔萃的威尼斯画派的巨匠，即自己的两个儿子真蒂莱·贝利尼和乔凡尼·贝利尼，威尼斯文艺复兴的绘画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蔚然壮观。
威尼斯以商业立国，参与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次次都要和教皇讨价还价一番，因此屡屡被那些宗教狂热的西欧君主所痛恨和鄙视。威尼斯的画家们也因趋利而不惜履险，在与土耳其禁运禁商的日子里，贝利尼家的人曾经试图偷渡到君士坦丁堡而被截获。他们早已“艳名远播”，奥斯曼的苏丹也是他们的粉丝，这个自比于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的苏丹显然会是一个不错的金主。真蒂莱·贝利尼在伊斯坦布尔工作了三年，他为穆罕默德二世画了著名的肖像画，另一幅存世之作表现的正是穆罕默德二世震撼世界的武功，他在伊斯兰战士的簇拥下，高擎新月战旗，凯旋入城，画面近景是马蹄下失败者狼藉的尸体……
几百年后陶轮倒转，在西欧崛起而东方一败涂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与大清王朝这两个分居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病夫，成了世界新贵们分肥的欢场，被瓜分豆剖蚕食鲸吞成了两个老大帝国共同的宿命。尽管时至今日，彼此选择的路径大不同，但昔日的荣光始终都是各自不大拿得起又始终放不下的沉重。土耳其今年颇是在国际新闻中抢了几次镜头，尤其是那场突然发生又迅速逆转的军人政变。当时国内的媒体很热闹了几天，一些文化人也出来指点迷津狂蹭热点：赶紧去读帕慕克的《雪》吧，那小说写的就是军人政变！确实，保守的宗教势力、强行推行西化的军界、女性自杀问题、生活在夹缝中的土国知识分子、女人要不要戴头巾、神出鬼没的恐怖势力……所有您脑子里能联想到的关于土耳其乃至中东的关键词，尽在其中。
《雪》写的是一个侨居德国的土耳其诗人以记者身份回国去采访一个内陆省份，他被一场绵密的大雪困在那里，见到了自己初恋情人，也见到了传说中的恐怖分子头目。帕慕克最擅长绵密细织人的那点小情感，但这部小说可能因为“政治诉求”过分溢出而坏了小说的品相，所以在这位高产作家的作品系列中不大排得上号，不过，恐怖分子头目“神蓝”的一大段慷慨陈词却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摘录如下：“这个流传了至少有一千年的故事出自菲尔多西的《列王记》。曾几何时，从大不里士到伊斯坦布尔，从波斯尼亚到特拉布宗，不计其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时常想起它，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正如同西方世界对俄狄浦斯的杀父情结、麦克白在死亡和王位之间犹豫不决的思考一样。然而现在因为对西方的崇拜，几乎所有的人都忘了这个故事。老的故事从教科书里删除了。今天在伊斯坦布尔你找不到一家能买到《列王记》的书店。为什么？”
——本民族一直引以为傲的文化胎记被他人无视、被自己人轻慢，由此而产生的那种失落与悲愤，作为拥有相同“创伤记忆”的中国人很难不动容啊。从这个角度说，那个横死街头的细密画家与这个东躲西藏的“神蓝”一脉相承，那是身处曾经辉煌而今卑弱的文化系统中的思想者不能自愈不能自洽的致命焦虑。有人说，帕慕克一直怀念奥斯曼帝国的荣光，这是多么大的误读，尽管对故国的回望与抚摸是帕慕克最惯常的姿态，但如果因此就以为作家是想“梦回唐朝”，实在是南辕北辙。
说起来，细密画与我们中国宋代绘画极有渊源，随着蒙古人一路西征，它也一路向西，并进而落地生根，终于成为另一个文化谱系中念兹在兹的传统。从中国到波斯，从总督到苏丹，东方与西方、艺术与人生，这一切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又不知从何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