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绘画其实不算丰子恺的创作重点,但他从未停歇画笔,依然创作出不少意味深长、带有时代印记的佳作,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带领画师们积极表现时代风貌。
此次展出的一幅《风波历尽太阳升》,丰子恺绘于1961年七一前夕,就是他新时期的典型作品。寥寥数笔勾勒出两列桨手划着船只逐浪前行,远处,一轮新日呼之欲出,似予人无限希望。展橱里,一只天蓝色外缘搪瓷脸盆是丰子恺亲自绘制的,只见两位学生正拿起洒水壶给小树苗浇着水,配上“努力惜春华”的题字,寓意珍惜大好年华。当时很多老百姓家里都有这样的搪瓷盆,画师们直接参与搪瓷盆图案设计,也是当时画院服务社会的一个部分。1960年,丰子恺在辅导画院首批学员;1960年,丰子恺与王个簃、傅抱石等在十三陵水库写生时合影;1962年,丰子恺在画院与张乐平、颜文樑、贺天健、林风眠、张充仁等艺术界同仁一起鉴赏画作……此次展览中的不少老照片,反映出上海中国画院在丰子恺的带领下热火朝天的开局。
丰子恺新时期的绘画,尽管人们不那么熟悉,但无论岁月如何轮转,画中随时代潮汐的抒情表意、对浮世悲欢的低吟浅唱,却是他一以贯之的。比如抗战前期,丰子恺的画恬静淡然,洋溢着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抗战爆发后,他的画是诗也是匕首,以悲愤的笔触揭露日寇的罪行;新中国成立后,对新社会充满信心的丰子恺又开始描绘和平盛世。
对于中国画该何去何从,丰子恺是有过一番透彻思考的。从此次展览展出的丰子恺发表在1934年《人世间》的一篇名为《中国画何必躲在深山里》的文章,即可略见一二。在他看来,奔放的线条、明丽的色彩、强烈的印象、清新的布局,都是中国画技法独特的魅力,将这种技法发展起来,完全可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甚至支配未来世界的画坛。可惜———“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岂毛笔和宣纸,只能描写古代现象的”。他在文中的很多感叹,如今看来非但不过时,甚至对于时下的艺术家们依然是清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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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给国画界开的“药方”
中国画真有些古怪。现代人所作的,现代家庭里所作的,中堂,立幅,屏条,尺页,而所画的老是古代的状态,不是纶巾道袍,曳杖看山,便是红袖翠带,鼓瑟弹琴。从来没有见过现代的衣冠器物,现代的生活状态出现在宣纸上。山水,花卉,翎毛,幸而没有古今的差别,不然,现代人所画的一定也是古装的山水,古装的花卉,和古装的翎毛。
绘画既是用形状色彩为材料,而发表思想感情的艺术,目前的现象,应该都可入画。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为什么不写工人、职员、警察、学生、车夫、小贩呢?人物的服装,老是纶巾、道袍、草履、芒鞋,或者云环、雾鬓、红袖、翠带。为什么不写瓜皮帽、铜盆帽、长衫马褂、洋装大衣鞋、拖鞋,或者前发、旗袍、高跟皮鞋、摩登服装呢?人物手里所拿的,老是筇杖、古书、七弦琴、笙、箫、团扇一类的东西,为什么不写Stick(拐杖)、洋装书、Violin(小提琴)、公事皮包、手携皮箧呢?又如建筑物,所写的大都是茅庐、板桥、古寺、浮图、白云深处的独家村的光景。为什么不写洋房、高层建筑、学校、工厂、上海南京路的光景呢?其他如器物,所写的不外油壁香车、画船、扁舟、桅杆、酒旗、珠帘、绣屏、篆香、红烛等,也都是古代的东西。为什么不写目前的火车、电车、汽车、飞机、兵艇、邮船、升降机、电风扇、电灯呢?而不写现代社会的现象呢?例如人物,所写的老是高人、隐者、渔翁、钓叟、琴童、古代美人。岂毛笔和宣纸,只能描写古代现象的?为什么没有描写现代生活的中国画出现呢?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画家,只能描写15世纪以前的现象呢?
现代人要求艺术与生活的接近。中国画在现代何必一味躲在深山中赞美自然,也不妨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欢,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愈加密切,岂不更好?日本人曾用从中国学得的画法来描写现世,就是所谓“浮世绘”。浮世绘是以描写风俗人事为主的一种东洋画,其人物取材于一切阶级,所描写的正是浮世的现状。这种东洋画的成功如何是别论,总之,绘画题材的开放,是现代艺术所要求的,是现代人所希望的。把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和特殊的技法的中国画限制于自然描写,是可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