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子女的母亲肖像画是传达某种道德信息的最富吸引力的途径。西蒙·沙玛研究这种类型的油画时非常重视儿童角色，甚至从中得出联合省是一个“儿童共和国”的结论。然而另外一种解释也是存在的，它注重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儿童的良好教育，而非将注意力集中到儿童世界本身。玛丽·杜朗蒂尼是最有说服力的专家，她告诉我们母亲的教育者角色、道德责任是这些画的中心主题：它们试图表现妇女的母性角色，通过当时的文化来描绘出妇女的理想形象，并强调这种理想标准和应受指责的行为之间的对比。儿童的描绘只是这一中心主题的附属产物，在展示了一些母性角色中的理想妇女形象的同时，也呈现了一些举止不端的妇女：画家们掌握有两种表现何为理想女性的方法。
理想的母亲就是我们在吉拉尔·特·博赫著名的画作《母与子》中所看到的。这是一个介于肖像画和风俗画之间的非常普通的题材：“孩子将头放在母亲腿上这种题材是特·博赫的画《母与子》的中心主题，这种题材会出现在更高的社会阶层中……这种母爱关怀题材在其他画家作品中就有先例，尤其是迪尔克·哈尔斯和奇里金·范·布雷克兰卡姆。”家庭美德应该是每个人的目标，纯洁的生活也是一样：还能有比描绘一位给自己的孩子捉虱子的母亲更好的传达这种信息的方式吗？
范·布雷克兰卡姆在《母与子》中有着同样的家庭美德画面，这幅画也是“准备上学"或“学校进餐"题材的典范。“内心的谦逊的表现形式非常有趣，虽然妇女应当做饭、纺织、照顾孩子，她依旧懂得如何保持家庭整洁。这位朴实无华、毫不停歇地照顾着自己孩子的妇女是这种美德最好的诠释。她在家务活中忙里偷闲给孩子捉虱子，然后送他上学……以前迪尔克·哈尔斯曾经探讨过捉虱子的题材，随后是吉拉尔·特·博赫。”
这种题材最具吸引力的展现或许就是加布里埃尔·梅曲的《病童》。上面所提到的伦勃朗的画中也有该题材。神圣家庭就是典范，我们可以见到圣母题材的各种各样的世俗化版本。克里斯托弗·布朗说得很正确：“我们在17世纪留给后代的母爱最打动人心的画面……或许就是……加布里埃尔·梅曲的《病童》，这幅画中母亲对孩子的温柔是圣母和圣婴题材的极为感人的反映。”
萨缪尔·范·霍赫斯特拉滕的画作《摇晃孩子的母亲》也属于将母爱和家庭生活理想化的意志范畴：“萨缪尔·范·霍赫斯特拉滕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两位俯身关注摇篮的妇女的细致理解，也否认了任何感伤主义的指责。”彼得·德·霍赫的《食物储藏室》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温情和幸福。然而，这幅画也包含有一些教育暗示：“之所以彼得·德·霍赫向我们描绘一位将食物储藏室里的瓦罐递给女儿的母亲形象，这是为了阐述人们对儿童所期待的顺从与合作。在他另一幅作品《庭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听话地把一个篮子递给母亲。”
但除了这些宣扬母爱和子女顺从的油画以外，还有其他作品展示了应受指责的场景。吉拉尔·杜乌的《年轻母亲》是相较之下更为少见的“模糊的哺乳”题材的典型代表。吉拉尔·杜乌是莱顿的一位画家，他杰出的技巧在当时备受好评，一直到19世纪中叶都被认为超越伦勃朗。“这幅画的场景发生在家具齐全、布置舒适的室内。孩子吃奶的注意力被另一个妇女晃动的好玩的拨浪鼓所分散。这个婴儿成为了一种非常动态的人物形象：他的头从送到嘴边的母乳转向了一个吸引目光的物体……换句话说，他为了人为的把戏而放弃了天性，为了享乐而拒绝了食物需求，总而言之就是他喜欢恶习甚于美德……所以，从儿童时期开始人们就可以被引上邪恶或不理智的道路。但吉拉尔·杜乌并没有采用讲道口吻将这种信息强加于人：他首先想要表达的是儿童玩耍的天性，他们很自然地会被吸引目光的物品所吸引。”
加斯帕·奈彻在《母亲关怀》中用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展示了同样的信息。这幅作品汇集了当时关于抚养子女的方法的所有观点：为孩子梳头的母亲阐释了母亲的美德和卫生的重要性；门洞上放着用于梳洗的碗和水罐的支架暗示了身体的洁净。相反，第二个孩子却举止调皮：他在镜子前做鬼脸，满地散落的玩具肯定是他的；而猫的出现是为了强调一切的不道德性。信息表达得非常清晰。
【摘自商务印书馆新书《西方儿童史》（上卷）“十七世纪荷兰油画中的儿童教育图画研究及道德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