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和雪莲同与不同
不过，二十多年前的秋菊所面对的困境，似乎并不一样。秋菊的丈夫王庆来是为了自家的承包地与村长发生争执，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他的要害，王庆来整日躺在床上干不了活——无论影响的是承包地，还是重劳力，秋菊面对的困境都是现实的、经济性的、直接影响生存的问题。这一点与李雪莲面临的困难不大一样。李雪莲和前夫离婚，前夫“净身出户”，乡下的房子都归她。她还有稳定的收入，自己开着“农家乐”，还资助他人开店。她争的并非经济利益或生存需求，而是更深层次的需求——“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她失去的那个家，以及被前夫污称“潘金莲”，她受损的名誉与清白。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秋菊打官司》，故事到最终都笔锋一转，给渐渐适应故事逻辑、并打算接受平和或无奈结局的观众们一个猛烈的刺激。李雪莲连年告状无果，最终打算死心，却被人设计蒙骗，既“污了身子”又无路可退；眼看被截访的官员们堵在进京路上，又一年告不成状，突然传来前夫意外死亡的消息。这状非但告不成了，多年的污名也无法洗清，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而秋菊带着身孕四处“讨说法”，去乡政府、县公安局和人民法院“打官司”，纷纷碰壁。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地连夜冒着风雪送秋菊上医院，使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为此，秋菊一家对村长非常感激，不再提官司的事。然而，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等村长来喝满月酒时，市法院却发来了秋菊“期盼已久”的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拘留。警车把村长带走的时候，秋菊既惶恐又不解。她与公权力之间最深的误解和鸿沟，不是发生在告状无门的时刻，而是在“公正裁决”还她公道之后，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折射熟人社会规则体系
从这一点来看，从1992年的秋菊到2016年的李雪莲，世界似乎的确在发生着飞速变化。经过秋菊和她们那一代人的斗争，经济大潮的洗礼和法治建设的深入，代表着乡镇秩序的村长和乡绅，逐步让位于行政官员体系和他们的话语、权力和运作习惯。这一过程与城市化显然是重叠的。在李雪莲身上发生的故事——为了分房或生二胎而“假离婚”，结果“假离婚”弄成了真离婚，其中一方受了损失——在过去甚至今天的城市人生活里，也并非奇闻轶事。而秋菊的故事则显然打着更为明显的乡村烙印，显得似乎有点遥远。
然而，真正让李雪莲告了十年状的，并非表面上的城镇人的苦恼，而是她因“潘金莲”三个字而受到的熟人社会的压力。换句话说，电影里看似现代化、城市化的社会，深层的运作机制恐怕还是乡土中国的那一套。确保“假离婚”后仍和原配在一起的，是建立在长期博弈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软约束——连自己老婆都坑，谁还敢和他交往、做生意？秋菊和李雪莲要的，仍然是一个“说法”——这不是内心的安慰，而是熟人社会规则体系下真正的“胜诉”和抬头挺胸生活下去的勇气。假如李雪莲找到一位律师，起诉前夫侮辱诽谤，要求他清除影响、赔礼道歉、具结悔过，或许法院自然会给她一个公道，也免除了她数十年的上访告状。不过，这或许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