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说的是毫无疑问的，今天从技术层面本身，电影几乎没有门槛，当年我热爱电影学院，更重要的是我热爱“电影国”，我说世界上有一个“电影国”，这个“电影国”是完全封闭的。我那候开玩笑说，取得这个国的绿卡和护照比取得美国的护照和绿卡难多了，我好不容易有了，怎么舍得放弃？因为当时如果不是电影人，怎么可能到资料馆看电影？怎么可能了解生产的状况，怎么有可能有机会到国际影坛当中进行交流？而今天这一切皆有可能，太简单了，它使得电影几乎没有门槛，使得每个爱电影的人，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就开始做自己的电影。苹果手机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一个智能手机的人，下一秒钟就可以开始做自己的电影。
可是这时候“电影是什么”会再度成为问题。我反复强调，胶片死亡之后，电影与录像艺术之间、电影与卡通之间、电影与电视之间的墙就顿然倒塌。可能也是因老旧的观念，我仍然认为，界定一个艺术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这时候电影及其他的相邻艺术怎么自我定义，怎么因自我定义而获得独特存在、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不混为一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一方面理解蔡明亮“以后我只在美术馆放我的电影”的说法，一方面，我同时想对他招招手说“再见蔡明亮”，他开始变成了一个影像艺术家而不再是一位电影导演。当这样一个变化发生的时候，一个是要回答电影是什么，另外要回答的就是，电影是不是绝对内在地包含着并且召唤着它的观众。
人人都可以拍电影，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拍电影？你拍给谁看？这个问题都有点老土，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必要。今天我们一个最具征候性的时代文化是自拍，一切都是要返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的，一切都是揽镜自照。如果是以这种自拍或者是揽镜自照方式去制作你的电影，你不可能同时期待有人要看你的电影，因为你自恋我也自恋，所以在我们都自恋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迫使我看你的自恋和分享你的自恋呢？这时候它关系介质、媒介本身的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电子介质的问题，我们也要思考电影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要思考电影所谓社会功能性的问题，电影艺术和电影社会功能性的问题，也要思考在宅与宅之间共振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要不要拆了宅的墙，或者我们可以说本来就没有墙的存在？我觉得它要回到那一系列的问题上。
爱电影的人要拍电影，拍什么样的电影，为谁拍电影，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要重新被提出，要回答，然后才谈得到技术自身所提供的便利，因为这种便利，同时是一种抹除，本来想寻找可能性，现在是一切皆有可能了，但是一切皆有可能也是一切都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