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电影的社会功能角色好像一直在萎缩。我自己的观察是，如果想做电影的社会文化分析、政治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我原来对电影做这些分析，现在如果我还想做这些分析，可能我更好的选择是分析电视剧而不是电影，因为电视剧的大众性与公共性，电视剧作为庞杂、混乱的社会意识的载体，它很像好莱坞全盛时期的B级片，杂芜而丰富。但如果你们想通过无论是银幕还是荧屏还是什么东西去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的多重面目，看到今天实际上存在的多个世界，电影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媒介。
如果你不只盯着好莱坞大片和院线热映热评的电影，你同时看不同国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电影节的推荐和获奖影片，同时也看各种评价系统推荐的影片，你就会看到几乎今天世界的所有问题和所有样貌。因为从2010年开始，当时做一套电影的年书，观片量就上去了，一年看几百部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再一次非常欣慰地发现，电影这扇窗口仍然是今天最迷人也是最多元的窗口，所有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任何一个批判者、一个抗议者提到的问题，你都能在电影当中找到它的某种呈现或者某种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文学不行，戏剧不行，电视剧也不行，还是靠电影。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希望电影不死。我鼓励大家去影院，是因为相信电影是影院的艺术，另外很重要的危机是，数码介质正在把我们分割在不同的宅里，我说这叫独自不孤独、独自而完满的宅，可不要忘记，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且直到最后，我们都是社群和集体性生存的。我们需要像今天这样的空间，人对人，肉体对肉体，我们的眼睛是真的在对视互望，而电影院也是这样的空间，让我们去相遇，让我们去集结。所以在社会的意义和对电影艺术的热爱的意义上说，我都认为影院空间仍然是让电影艺术延续、赋予电影艺术生命的地方。
“电影是什么”
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杨北辰：电影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有一部分工作是在当代艺术里面，当代艺术因为有观念艺术的背景，所以它很强调对于非物质性艺术的兴趣，里面就会涉及行动主义， 或者介入性、参与性的艺术，这是当代艺术的一条很重要的线索——不可出售、非实体化的艺术，怎样去周转？
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讲，它曾是一个很激进的媒体类型。因为我原来看法国电影史，不管是电影还是对电影的讨论，其实曾经都是激进的、批判的，也可以很简单地说是“左翼”的，这个线索到现在也没有中断。比如说1970年代的“战斗电影”，他们强调电影跟真实的社会、跟真实的人发生关系，或者说产生真实的社会结果。
在第六代早期，尤其DV刚被创造出来并开始普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导演进行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实验——比如王兵、赵亮等等。我们现在的数码媒介，相比DV时代把电影的制作成本又降低了，更方便了，甚至可以随时地拍电影。因为戴老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里面也谈到技术问题——技术永远是双刃剑，一方面就像您说的，电影可能会死掉；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有没有可能让电影重新能动或激进起来，或者成为一种跟资本保持一定距离甚至与资本进行对抗的媒介呢？
戴锦华：回答是毫无疑问。我之所以不强调这个面向，是因为我觉得今天中国又特殊了。当年初Alpha Go这个程序引发新闻话题，再度把机器人、人工智能的问题带回来以后，其实全世界是很迟到地又开始发抖，开始说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慢一点，停下来，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将被我们的创造物所威胁。当全世界都开始进入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中国自始至终洋溢着对技术进步的全部乐观，从打开社会空间、打开封闭的领域，到中国代表最新科技和最新科技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未来和前途。所以我就想——说得温和一点是拾遗补缺，说得不温和一点是想唱反调——特别强调我们在获得技术的所有这些便利的同时在失去什么，强调这个临界的危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