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再次给在世的癸甲进士带来新的升沉机缘。他们部分继续在新政府内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继续本行，发挥余热；亦有部分不复出，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他乡，流寓海外，度过晚年岁月。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亦有重新选择者，均受到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时势与政策影响。由于该群体特殊的进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动与名望，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他们也常被当作新政权优待旧式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接受改造、发挥余热、拥护政策的深具象征意义的例证与型范。历经登科后数十年的风雨沧桑，癸甲进士在世者日渐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门生”群体也逐渐走入历史。经过后世的历史记忆和书写选择，在国族、革命、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的话语中，他们的经历有些被重构和诠释，其形象再次渐趋清晰，但或样貌已非；有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遗忘，以致其自金榜题名后，具体形迹已斑驳难考。行之未远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历史书写中“民众”的失真、失语与湮没，更可推见。
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