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今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间”，已辟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游人如织。大成门外的廊檐下，静静伫立着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讲述着这些传统文化精英曾经的毅进与恩荣。其中，即有光绪癸卯科及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甲辰题名碑旁，特以铜牌镌字，曰“末科进士题名碑”，并以中英对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别举称“新中国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来自浙江秀水的二甲进士，清末民国时期的宪政志士，新时期的政法领袖。题名碑上有关沈钧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尘障，显得格外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