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年底，第四师范爆发“驱姚运动”，学生们集会抗议校长姚用中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贪污学校兴建科学馆的经费，领头的正是共产党员常文郁、王春和赵树理。历经威胁恐吓、暴徒殴打，学生们没有后退害怕，“驱姚运动”最终以姚用中被撤职告终。但胜利并没有太久，1928年春，常文郁被捕牺牲，王春和赵树理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化装逃出了长治城。此时有家回不得，两人躲进了深山，靠着赵树理给人看病走乡串村。到秋天，已被学校除名的赵树理悄悄回到老家，妻子病死，家中贫寒。在父亲的逼迫下，他只得再次出门，当上小学教员。不料一个月不到，他被捕了，被押送到山西国民党清共委员会，过了两次堂，罪名是看赤色禁书，崇拜赤俄。好在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被以嫌疑犯送到国民党办的“自新院”关押，教化了14个月。“自新院”里有地下组织，院里的图书室挑了几个犯人管理。这几个犯人在地下组织指导下，买书时偷偷换了封面，购进了一些进步书籍，借给犯人偷看。赵树理自述：“有一位高春生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岳军区，后病故)为了纠正我的文艺观点，也和王春纠正我的迷信思想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
为最广大的农民写作
从出狱到1936年，赵树理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过代课老师，也客串过电影公司龙套演员，卖字行医，乞讨果腹。期间再度因学生运动入狱，也曾经跳河被救……这段艰苦而绝望的日子里，他不曾放下手中的笔，并发出了“不上文坛，上文摊”的志向。
1948年接受李普采访时，赵树理曾回忆说，“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想上文坛”，只想把自己的作品挤进庙会上摆满《封神榜》《施公案》《三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和两三个铜板一本的小唱本里去，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说、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那段日子里，他开始关注“左翼”新文学的讨论，并发出自己的思考；他开始文学创作，描写农民的家长里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935年2、3、4月份上，就有他写的长篇小说《蟠龙峪》的片断。这部小说用的是章回体，计划写20万字，每一章都可独立成篇，连起来又是一部有头有尾的作品。可惜的是刊物很快停刊，给书店出版押金又太贵，只写了半部10几万字就放弃了。这年他写下了一首题为《耳畔》的短诗：
你自以为你有大志，
你的大志只能“抱”，
抱到东又抱到西，
抱得来又抱得去，
是不是要一直抱到死为止？
你会锄地挑粪，
你以为足以自豪，
须知锄地挑粪的角色，
比你高明不少!
他们向你找办法，
而你的办法是和他们同锄同挑。
他还用晋东南鼓书艺人们在正书之前开场闲话的“书冒”体裁，写了《打倒汉奸》有韵小剧，并组织演出，颇受群众欢迎。他对于民间艺术形式的掌握运用，李有才式出口成章的本领，通过家庭矛盾的小题材显示时代与国家大事的创作思路和手法，都已显得得心应手了。
烽火中写出的《小二黑结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逼近山西。10月，共产党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抗日士气高涨，赵树理终于又找到了组织，重新入党，被派到第八区作了区长，1939年初又调到长治牺盟中心区任第五专署民宣科科长兼任烽火剧团的团长。自此，他如鱼得水般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而他的文学才华也开始大展身手。由于他对民间艺术的热爱，对农民语言和心理的熟悉，他编报纸，鼓词、快板、童谣、故事、小说不拘一格，通俗易懂，不识字的农民也一听就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