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并没有所谓“帝王”的观念。周天子的统治相对很松散，尤其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相对分立，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读书人才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朱熹做注解的时候，就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叫作帝王专制。他注解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进入到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让老百姓“存天理，去人欲”。
但是“存天理，去人欲”这六个字，从来就没有用在帝王身上过。你看那些帝王和大官们，他们照样人欲很多，也觉得无所谓。老百姓就要守规矩，就要存天理去人欲，以方便帝王的统治，朱熹不知不觉地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但我们也不能怪他，因为他一生下来就在帝王专制的环境里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
于是，问题来了。一般人想考科举、想出头，十年寒窗，就要背朱熹的注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叶的王阳明。王阳明为什么跟朱熹分道扬镳？他18岁时把朱熹所有的书全部找来念，一直念到《大学》。《大学》一开头提到格物致知。朱熹讲格物致知时是怎么说的？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文来说，就是“成就万物的道理”。好大的口气！万物的道理，都要去了解。格物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只看外面，还要看里面，要把一样东西“格”开来。所以，王阳明18岁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院子里“格”竹子，把竹子剖开来研究里面的结构，这样才能够符合朱熹“表里精粗无不到”的要求。结果才三四天就感染风寒了，因为起得太早，冻感冒了。他就跟他的一个姓钱的朋友说：“看样子我们做不了圣贤了，格竹子，格了三四天就感冒，如果格万物，那还有命吗？”所以，王阳明是很有决断力的人，知道朱熹的路走不通，那个话叫空话、大话。
但是读书人就喜欢说大话，以表明自己特别有理想，能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朱熹的向往太遥远了，到最后，人们评价朱熹就两个字：支离。学这个，学那个，支离破碎，根本无法统合。王阳明觉悟到朱熹的理论太支离了，变成逐物而不返，追求外物永远不能回头，而生命是很短暂、很可贵的，所以王阳明认为朱熹的观点有问题，就转向另外一个极端——陆象山，他接受了陆象山的引导。
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很简单，把人的心搞定就好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是至善的，良知里面有善恶的标准。其实你这一生想过日子的话，不要向外追求，而要向内，让良知放在正确的地方。所以，格物是指把各种物质欲望设法去掉，把心放在正确的地方就够了。不要忘记，这是《大学》这本书1500多字里面的开头一段。你要学朱熹，永远不可能念完《大学》。你要学王阳明，根本不需要进大学，在家里把心搞定就好了。这是两个极端。
他们两个之后，清朝很多学者开始头脑清晰地批判，最有名的一个是颜元颜习斋，另外一个是戴震戴东原。把颜元跟戴震的书拿来看一看，就知道从宋朝一直到明朝的很多学者说的话都是不负责任的。清朝学者已经替我们做了辩证，分得很清楚，很有道理。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科举考试还在，没有人理他们。
大家只好去背朱熹的著作。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一批人，但最后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接近禅宗。什么书都不念，跟禅宗不是一样吗？禅宗最有名的六祖慧能就是文盲，何必念书呢？觉悟就好了，靠顿悟，靠慧根。这些都是走极端的。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在这两者中间，不可能研究万物，也不可能什么都不研究，说靠自己觉悟，很多人也觉悟不来，所以一般人都是走中间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