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见得支持人性本善
中国真正的儒家，走的是中间路线。孔子的《论语》，开头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学是第一个字。本来就应该学啊，但是学的时候要记得真正的好学是什么意思。真的好学，不是每天念书，而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就是时间，所以儒家的思想，是一种做人处世——活在世界上，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思想，不是教人念书考科举，但也不是不用念书、完全靠觉悟。
司马迁写《史记》，写到《孔子世家》，他说，中国人只要谈六经的，都“折中于夫子”，即由孔子来决定，“删《诗》”“定《礼》”“作《春秋》”。孔子认为某句话很好，就留下来，认为某句话有问题，就删掉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文化经过了完全由孔子思想主导的一个挑选。
孔子是了不起的天才人物，根据我们的研究，他的挑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后代要拿来当作国家教育的材料，一当教材就有麻烦。就往往需要有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谁给的？就是当代最有学问的人。但是当代有学问的人跟孔孟真正的思想往往有落差，再加上历代帝王专制的要求，中国学术的发展就不太理想了。所以，今日谈国学，我个人认为很简单，就是要回到先秦孔孟的思想。
举个例子，现在的孩子一到进幼儿园的年纪，家长就让他背《三字经》。但是《三字经》是宋朝末年的学者编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是谁说的？是朱熹说的。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是谁说的？是孔子说的。哪有这种编书的方法呢？想编一本给小孩子看的蒙书，让他接受教育、学会儒家的思想，居然把朱熹的话放在第一句，孔子说的话放在第二句。朱熹比孔子晚了1600多年。更麻烦的是，朱熹在注解《论语》的时候，公开说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讲错了。朱熹认为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他的想法是有根据的。
我们知道，朱熹主张人性本善，如果主张人性本善，就必须说“性相同”，而不能说“性相近”。而孔子明明说的是性相近，说明孔子不见得支持人性本善。因为如果真的看《论语》原文，孔子从来不认为人性本善。很多人说，孟子有没有讲人性本善呢？很抱歉，性善两个字虽然在《孟子》中出现过两次，但是孟子本人从来不认为人性本善。孟子认为老百姓很麻烦，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优哉”，而没有受过教育就接近禽兽，所以“使契为司徒”，教老百姓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就叫作善，所以善是要学的，要有人教的。在《论语》、《孟子》这两本书里，善是一个行为，善不是天生的某种本质或者本体。古代人没有那个观念，即一样东西还有背后的本体，所以孟子说得很清楚，如果老百姓按照本能去生活，往往有问题。
孔子也这样认为，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明明说得很清楚，“君子有三戒”。人要当君子，对三个方面要小心。年轻时血气未定，不要好色；壮年时血气方刚，不要好斗；老年时血气都衰了，不要贪得无厌。这是孔子的话，人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好色、好斗、贪得无厌。他怎么会认为人性本善呢？这太冤枉他了。
孔子的伟大在于从平凡走向不平凡
孔子、孟子的价值就在于他们完全面对人生实际的经验，不唱高调。所以，我们今天谈国学，我一向认为首先要化解两千多年以来帝王专制对儒家思想的扭曲。
这个扭曲以朱熹的注解作为代表。朱熹说人性本善，但孔子、孟子没有这个观念。朱熹的书，问题太多了。我只举两点。第一，朱熹注解《论语》。孔子说得很简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朱熹注解这句话，迫不及待地就说人性皆善，觉有先后。而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跟人性没有直接关系，与人性的善恶也没有扯在一起，但是朱熹迫不及待，一出手就亮出王牌，人性皆善，人性本善，而觉悟有先有后，这是朱熹的手法。所以，朱熹说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是他自己的想法。第二，朱熹一贯说孔子是天生的圣人，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孔子公开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说自己不是生下来就有知的，而是非常敏捷地去学习。孔子绝不是天生的圣人，他公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有谁愿意公开说自己“少也贱”呢？好汉不怕出身低，孔子三岁时爸爸过世了，他是妈妈带回娘家养大的，家里面是非常平凡、穷困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孔子的伟大就在于通过个人修炼，从平凡走向不平凡，这个超凡入圣是孔子伟大的地方。但是朱熹一定要强调孔子是天生的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