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五代南唐的周文矩《画明皇会棋图》卷、马远《小品》册、梁楷《东篱高士图》轴等书画史名迹7月10日起开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对外展出。这一名为“笔歌墨舞——台北故宫绘画导赏”的展览共选取从五代南唐至清代的三十件书画作品,涵盖人物、花鸟、山水等题材,展期持续至9月23日。
《画明皇会棋图》旧传为南唐周文矩所作,但从画风看,与元代任仁发更为接近;而马远《小品》册图绘各种花卉,尤其罕见的是画心作独木舟式,署梁楷的《东篱高士图》应是精彩且忠实追随梁楷画风的作品。
传 五代南唐 周文矩 《画明皇会棋图》(局部)
人物画的典范在六朝至唐代(222-907)间,经由顾恺之与吴道子等人逐步奠定。山水画典范的成形约五代(907-960)之时,而且寓含着地理区域特质。例如荆浩、关仝画出北方山水风貌,而董源、巨然则有江南水乡山水的特色。在花卉翎毛画方面,四川的黄筌与江南的徐熙也形成两个不同的典范。
宋代(960-1279)山水画中的范宽、郭熙、李唐都在既有的典范基础上推陈出新,成为新的典范。宫廷画院在宋代艺术帝王的倡导下,发展出空前盛况。当时的画家讲究对自然的观察,并添加“诗意”以增强绘画的内涵与意境。对实物的兴趣促成了建筑、船车等以器械结构为主的绘画类型,使其在十一世纪后跃上绘画的舞台。诗意的强调,则于南宋时期发展出书法、诗文、绘画三者互相搭配的册页精品。另外宋代文人也将艺术的表现概念扩展到“形似”以外的范畴,文人画开始成为一种新的风格。
元代(1279-1368)的文人画则由赵孟頫、元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人以复古为标的,并因复古而有更为多元的风格表现。这些风格逐渐成为绘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典型,在明清以后仍维持着持续的影响力。
明代(1368-1644)以后,不同地区的风格特色,成为艺术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苏州的“吴派”从元四大家演化出优雅的文人风格,以浙闽画家为主的“浙派”则自宫廷绘画中发展,将南宋的典范变成粗放的水墨。松江的董其昌与稍后的王时敏、王鉴、王翬和王原祁等人又接着在对古代典范的“集大成”中,以笔墨再造自然,形成影响深远的“正统派”。
清代(1644-1911)帝王在推崇“正统派”作风之余,也包容欧洲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画法,立体与透视成为对古老典范的新诠释。宫廷之外的扬州则有标榜着“怪、奇”的一批画家在高度商业化的市场中活跃。他们的笔墨与形象针对“非正统”的典范而发,而自己也成为后世追求变革的典范依据。
澎湃新闻获悉,“笔歌墨舞——台北故宫绘画导赏”此次选取从五代南唐至清代的三十件书画作品共同展出,包括传五代南唐周文矩 《画明皇会棋图》卷、宋李成 《群峰霁雪》轴、李唐《四时山水》册、梁楷 《东篱高士图》轴、马远《小品》册、钱选 《秋瓜图》轴、元吴镇 《疎林远山》册、王蒙 《秋山草堂图》轴、明沈周 《溪桥访友》轴、文征明 《品茶图》轴、唐寅 《万山秋色》册、吕纪 《芦汀来雁图》轴、董其昌 《葑泾访古图》轴、清王时敏 《仿黄公望山水》轴等。
传 五代南唐 周文矩 《画明皇会棋图》
其中周文矩《画明皇会棋图》描写唐代宫廷的围棋活动,玄宗坐龙椅,前置棋盘,另有官员、和尚道士和侍从内官观棋。红衣人趋前论事,袍服背后为丑角图像,应为优伶。乾隆诗评明皇纵容杨贵妃,任其由宠犬搅乱棋局,是日后政局紊乱祸因。全卷设色淡雅,衣纹线条细腻,人物表情生动。画无名款,旧传为南唐周文矩(活动于西元10世纪)所作,但从画风看,与元任仁发(1255-1327)更为接近。
宋 马远 《小品》册
风雨之间,历代文人墨客往往借其抒发情怀,“风雨归舟”“山雨欲来”等与“雨”有关的景致被描绘得极为生动,近现代画家傅抱石“风雨”题材的作品更被论者形容为“一半山川带雨痕”。
“网红院长”“带货达人”“段子手”,他到哪儿都“自带流量”;他也曾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让故宫从“庭院深深”的深宅大院,成为高人气、接地气的“网红”。他,就是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