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12)

龟兹服饰是在龟兹历史长河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复合体，是古代龟兹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龟兹劳动生息。考古学家曾在库车境内的哈拉墩遗址发现了耳坠、耳环等装饰品，其中有一直径32毫米、宽20毫米天然石子制成的椭圆形耳坠，在石的上端凿一径4毫米孔为穿线之用，中间凿有3毫米之槽供系线之用。这一考古发现说明，龟兹早期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在发掘的石器制品中，还发现一件石纺轮，它的问世，无疑向我们揭示着龟兹纺织业的诞生。在散乱的骨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不少用于缝纫和梳妆的骨锥、骨针、骨簪等物品。据黄文弼先生考证，这些石器、骨器是公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由此说明龟兹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经用骨针缝制衣服，且有佩戴石制耳坠、耳环之习俗和风尚。他们生活在自然环境极为严酷的戈壁瀚海边缘，依然用自己的双手装扮自己，打造美好的生活。

公元前69年（宣帝地节元年），乌孙公主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公元前65年（元康元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备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作为一国之主既如此崇尚汉文化，其国民之仿效之风当不难想象。

两汉时期，匈奴曾雄极一时，一度占据龟兹。汉与西域时通时绝，但是汉与西域人民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密和友好，龟兹国“乐汉衣服制度”就是绝好的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服装尽管受到中原汉民族的影响，但是却始终以当地民族服装形式为主。龟兹人一般喜穿长袍，袖口窄小，缘有锦绣，袍长没膝，对襟式样。这种服饰与当地干旱多风沙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窄袖便于射猎，袍长没膝既可遮挡风沙，亦可御寒。腰间束带，便于佩剑及悬挂各类日常生活用具。而缘锦绣则意味着龟兹人对服饰美的崇尚。由此可见，龟兹民俗与服饰是古龟兹人民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以及与自然斗争中的积累和创造。

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人文发展的一部历史大典，壁画中所展现的龟兹民族的语言、人种、服饰、信仰以及生产、生活与乐舞活动场景，为已消失的文明提供独特见证。壁画中的生活、生产场景，反映出古龟兹地区融合了中原和西域及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连同上述佛教美术、音乐场景一起，生动再现了龟兹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昔日繁荣。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苍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

（本文原标题为《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作者系龟兹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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