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家都知晓“南陈北李”一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南方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最早分头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组织工作。可许多人却不甚知道还有一个“南杨北李”之说，即南方的杨匏安、北方的李大钊，是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
杨匏安到日本半工半读接触到社会主义著述，归国后在华南最先系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之职，发展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北山村（今属珠海市）。他早年就读于广州高等学堂附中（即广雅中学），师从广东的一些有名的国学大师，期间接触到一些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毕业后返乡到小学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而坐了牢。出狱后，杨匏安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此间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著述，从此开始追求社会革命理想。
1916年，杨匏安回国，完婚后在澳门任过家庭教师。后又到广州一面在中学任教，一面兼职《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同时紧跟社会上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和译作。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杨匏安积极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1918年左右，许多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周恩来、陈延年、谭平山、张太雷、苏兆征等都常到杨匏安广州的家里做客，许多党的重要行动在此讨论、酝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安深受鼓舞，期间不仅身体力行参与其中，而且在对各种学说认真分析鉴别和对社会现实冷静思考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此后十几年间又以自己的可贵实践为之奋斗直至献身。他称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杨匏安潜心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写成了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的41篇专文，相继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系统介绍了西方各派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古代近代的唯心论、唯物论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亦称科学社会主义），连载19天，差不多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同时问世。文中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表明“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乃世界经济矛盾演进自然发生的结果”。杨匏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文章所不同的是，李大钊的主要以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述为蓝本，杨匏安的则主要采自日共第一任委员长利彦的观点。这样，1919年下半年，在李大钊于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杨匏安在南方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宣扬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著文批判了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1919年8月，杨匏安撰写文章简介“实用主义”。指出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实为一种之手段而已”，是“一种调和说，又曰改良说”，是错误认识。他给实用主义有力的批判，声援了当时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10月，杨匏安又撰写了《社会主义》这篇短文，概述了欧洲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马克思等各种流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实为“社会主义圣典”。他还指出：“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他在这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11月至12月，杨匏安发表《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他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在文中揭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各种手段，进而阐明：资本家剥削愈重，工人反抗愈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杨匏安在上述几十篇文章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学说。他欢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歌颂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作用，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潮流已臻于高峰。
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及其后那样一个政治、思想上大混乱的年代，杨匏安以超人的前瞻性，预测到中国将来的社会必将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好社会，为此他热情澎湃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继李大钊之后，我国第二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杨匏安还在学校、铁路教职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华南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促进广东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10月间，杨匏安结识了在《广东群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由于志趣相同，他们过从甚密，经常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等问题。
1921年春夏间，陈独秀来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开始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历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书记，中共广九、粤汉铁路支部书记。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改组，此后3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等职，以此身份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他是国民党改组后兼职最多、工作最忙的人。他的工作范围，涉及到全国各省、市及各机关、军队、华侨、工商团体等部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向“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将被官僚、政府把持的华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以工农为主体、四个阶级（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政党。在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合作下，国民党的党员迅速发展到30余万人。其中，广东的党员在1925年11月省党部成立时仅有1.5万余人，到1926年11月，已发展到18.3万余人，一年间增加了11倍多，为全国各省之冠。正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国民革命政府统一了两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北伐进军的胜利。
蒋介石逃台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还攻击杨匏安“控制”组织部，“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1926年春，蒋介石压迫共产党和左派时自任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被迫辞职，后仍在广州做统战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参加“八七”会议后南下广东，利用老关系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同年11月，因与谭平山的关系，杨匏安被党的领导机构列为“第三党”成员，被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职务，并给留党察看处分。其实杨匏安本人当时是反对谭平山组织第三党的，此处分属于冤屈。尽管如此，杨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服从党的安排，流亡万里远赴南洋工作。不仅如此，国共合作期间他将每月300多大洋的高薪绝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仅留下极少部分作家用。
1929年初，杨匏安从南洋回到上海，参与党中央的报刊出版工作，家人也从广州迁到上海。他参考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历史讲义，编译成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纯一，交由杜国庠主持编务的上海南强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成的西方史著作，共18章。此书以鲜明的观点，流利的笔锋，扼要地阐述了西欧各国革命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方史十分难得的参考书，曾再版5次。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关押了8个月，经组织营救而获释，并被任命为中央农委兼农民部副部长。为了借鉴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解决根据地土地革命后的地租问题，他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并把列宁的有关著述译成中文作为附录，仍然署名王纯一，交由南强书店出版。
杨匏安一家十几口人，生活异常艰难。他患肺病，妻子体弱，7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他白天为党工作，晚上加紧写稿或译书，还得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亲和孩子次日晨上街叫卖，以维持生活。杨匏安平生廉洁奉公。他一家老少经常替党放哨、传递文件等，为革命出力。后来周恩来经常以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的品德教育党员。
1931年7月，中共中央宣部部长罗绮园因生活腐化引发其姘妇的男人胡章原向敌特告密，中央机关受到破坏，罗绮园本人及杨匏安等16人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连同中共宣传机关的《红旗日报》美生印刷厂也遭破坏，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在狱中，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杨匏安，均遭严辞拒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要杨匏安写自首书，杨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同狱难友无不为之感动，连看守的狱卒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觉察到罗被捕后垂头丧气，为了使他明辨忠奸，保持革命气节，在囚车中口诵《示难友》一诗，赠与罗绮园和同狱难友。诗云：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当时，中共中央一面请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一面安排特科准备在他被解往南京或苏州途中武装袭劫囚车。
然而，就在这一劫车计划行将付诸实施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在8月间的一个深夜里，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听，杨却轻蔑处之，将话筒愤然摔到墙上。蒋恼羞成怒，下令就地处决，连已经变节的罗绮园也未保住性命。就这样，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者杨匏安倒在了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草地上，壮烈牺牲，时年35岁。
由上述足见：杨匏安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是十月革命后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之外的广州开辟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他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当时思想混乱的青年提供了前进的灯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不遗余力广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实际行动践行之，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纪念和缅怀这位先烈，广东省珠海市香炉湾畔立有一尊杨匏安烈士的铜像。
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李大钊，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夏至1913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底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期间，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底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历史等系教授。
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带领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高潮。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许多人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所谓“公理战胜强权”。针对这种论调，11月末，李大钊在北大与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说，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不久，他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第一次告诉我国人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它要打破资本家的旧生产制度。并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和演说，是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积极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和陈独秀等一起认真办好这个刊物，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运动。他还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的其他社团如“国民”和“新潮”等也请李大钊进行指导或担任顾问。为了同发表长篇论著的《新青年》互相配合，他还和陈独秀发起创办了小型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以短篇文章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文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报道世界革命的动态，在全国影响很大。
为准确和广泛地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等系列文章，不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明确地指出了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由于这些文章的不断发表，对于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宣传、教育、武装人民，促进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又推向一个新阶段。
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胡适的谬论，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振奋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者的斗志；同时在如何应用马列主义、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难题上为人民群众指明了正确方向。为紧紧抓住宣传阵地，李大钊利用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时机，将该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协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搜集整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次在研究会上发表讲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就是他在研究会上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他还开设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广泛收集了德、法、英、俄、日等国马列主义的书籍，并组织外语系的同学成立了翻译小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等，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经典著作。他还常到这里和同志们一同学习、工作，并称赞大家是“被褐怀至”的革命者，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
当时，许多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高君宇等，周恩来、毛泽东等也受到过他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除利用报刊杂志和进步社团外，还利用课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从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他先后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史学要论》《社会学》《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现代政治》《女权运动史》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他是在我国大学里开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社会主义思想课最早的教授。毛泽东后来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来启发教育中国人民，号召中国人民向俄国学习，向列宁学习，走俄国人的路，使中国革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出现了新高潮。从1917年到1919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在题词中评价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伯渠写诗赞扬李大钊：“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李大钊堪称中国革命真理的象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来中共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呕心沥血奋斗的一生中还实践了他的誓言：“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瘁力以成之”，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920年春，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在北京创建共产党小组，11月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负责领导北京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为候补中央委员，赞成国共合作。1923年6月，李大钊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会后，组建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3月兼任委员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离苏回国。1925年1月，李大钊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委员。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制，分别组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多方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开展推翻北京军阀政府的斗争，组织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遂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兵营，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