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国密切关注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开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国的外交官们撰写了7篇分析报告，他们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对《论联合政府》等大会文件及会后中共的发展趋势做了研判，得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的认识和看法。
1945年5月，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庄莱德（1日）、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日）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巴兰坦（9日）依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监听记录，先后撰写了对《论联合政府》的分析报告，他们都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中共高层有直接接触的谢伟思，不仅看到了文件价值，更道出了原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身政治主张的明确的官方声明……因此（有）极高的权威性，这是共产党公开向外界承诺自己不会改变这种立场”（Memorandum by Mr. John S. Service，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以下引此书不再加注）。具体说，他们三人分析、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为了“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毛泽东提出中共要“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第6版）。对于拟议中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前途，庄莱德表示：虽然如此还暂时不能建立一个期待的联合政府，但如延安会议确能召开，将在共产党统治区成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对其性质，谢伟思分析，“人民代表会议”已具有政府的性质，他回溯，在3月底时，毛泽东还仅仅表示“人民代表会议”只具有对话性质，而并非真正的政府。谢伟思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在七大上曾明确提出“它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第二，中共抵制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强烈反对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拟于194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谢伟思分析道：这个演讲延续了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一直的政治路线：要求通过建立联合政府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现在这个演讲进一步提出，中共反对在抗战结束前召集国民大会，这是因为，在中共看来，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个会议，借其以宣布诸如共产党等反对派为“叛军”。同样，庄莱德也认可毛泽东将国民大会视为“非法”的观点，他略显含蓄地表示：毛泽东所说“国民大会”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共工具——“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第三，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实现战后和平建国的目标，中共努力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会上没有过分刺激国民党，特别是没有对蒋介石点名批评。在会上，毛泽东讲过多次，中共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洗脸”，而非“割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8页）。中共对蒋介石的克制政策为谢伟思所觉察，他指出：毛泽东七大讲话的语气比最近一系列声明中更为克制，没有直接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攻击。究其原因，他做了如下分析：毛泽东通过降低对国民党内“执政派”和“反动派”的批评调子，而争取国统区内的民主人士；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注意不要关上国共和谈大门，以免于因不愿谈判而遭人诟病。
第四，中共对英、美外来干涉的担忧。毛泽东多次提到英、美干涉会加剧中国内战风险，他表示：国民党的统治集团“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同时，他正告“英美两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庄莱德表示：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读到了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丝火药味”，他提请“美国和英国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这句话”，其意就是要表明中共绝不会遵从外国的意旨行事。
第五，中共对苏联政策的看法。基于对战后大国均势的分析，同样也源于中苏两党共有的意识形态，中共对苏联持友好态度，并积极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必须停止其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迅速改善中苏邦交”，不仅如此，他还告诉国民党政府和美、英政府“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的参加是不可能的”。谢伟思指出，中共之所以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主要因为俄罗斯是远东的重要大国，它拥有最坚决的反日决心，因此，它会在将来解决远东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方式，他认为中共希望苏联直接向日本进攻，而不是间接对日作战——不论是援助，还是借道新疆。
除了高度重视对《论联合政府》这一大会主报告的分析外，美国外交官们也高度重视中共党内情况和中共与苏联关系这两个问题。谢伟思曾撰写过一篇分析报告，对中共党内情况做了两个基本判断：（1）中共全党已经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时，中共也绝不会寻求改变毛泽东的领导或他的政策；（2）中共党员一致否认苏联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共当前实行的温和政策有任何不满情绪。谢伟思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或许就是他对美国政府情报分析机构过分关注中共内部不足，而忽视“中共丰富历史、积极的自我批评和改革努力”等积极方面的不满。
为能了解和预测中共军队在“七大”后的动向，切斯还对朱德的军事报告做了分析。他对报告的总体态度评述道：“这篇报告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战中军事行动的控诉书。”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朱德报告的内容：1.回顾了自1938年武汉陷落后的国民党政策，即政策上转向反动，并采取了日益消极的抗日政策；2.通过对比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对“新形势”做了说明；3.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九大军事目标做了说明。切斯报告最重要一点，就是提醒美国要注意朱德报告中反复发出的警告，“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论解放区战场》，《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美国外交官对七大的研判，其中有很多正确认识，但也有许多一孔之见，甚至有的内容与事实南辕北辙。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缺少在中共内部的情报资源，在1945年7月，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各部与美军合作中，“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所以，美国外交官们只能通过报刊和广播，依靠逻辑推导得出某些结论，出现误判自在情理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
